一國兩號 ——中國完全統一之鎖鑰

一國兩號

——中國完全統一之鎖鑰

——兼論中華自強、民主、團結、發展之路

還有大約半年的時間,全世界將迎來科學定義的二十一世紀,同時人類社會將跨入第三個千年。面對這一重大歷史座標,各國政府和民眾無一不在思考本國的新世紀發展道路。和平與進步,合作與發展,對抗與戰爭,動蕩與貧困,這些現實或可能導致的前景,都客觀地擺在當今人類的面前。面對錯綜複雜的嚴峻現實,中國向何處去?

這一關乎中華民族前途的大問題,牽動十四億華人的心扉。無疑的,中華民族若欲在新世紀迎來新的復興和騰飛,統一便是首要的前提和挈領的關鍵。海峽兩岸一旦開戰,無論怎麼說,中華民族的元氣將大傷,兩敗俱重傷的情況是可以想見的。有哲人斷言,設若那種「親痛仇快」的慘烈景況發生,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前幾十年中,不要說躍入「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連目前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第三世界」也不能存留一席之地,而要淪為「第四世界」的最貧窮動亂的國度。此前瞻性的判斷,絕非危言聳聽,海峽兩岸若不能在一段時間內達到切實的統一,上述之災難性後果如果降臨中華大地,中華民族真個要苦難不已,炎黃世胄真個無顏面見列祖列宗了。

所以,時至今日,「兄弟鬩牆」、「內戰內行」、「中國人打中國人」之我們民族劣根性的一面,必須毫不含糊地予以唾棄;分裂、內戰、窩裏鬥的歷史蠢劇和悲劇,絕對不允許予以重演。統一,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共同呼聲;統一,是中華民族在新世紀成為世界民族之林、參天巨木的陽光和雨露;統一,是愛國者與漢奸的分水嶺!

然而,放眼當今之海峽兩岸,統一之共識相距甚遠,總給人一種「冰炭不同爐」和「無所措手足」的感覺。執中國大陸權柄的共產黨,和近半個世紀以來執臺灣權柄的國民黨,以及今年5月20日登臺的民進黨各有各的理念、說法和路線,大不同小亦迥異。統一之路目前看上去,似「山重水複疑無路」,那麼,如何才能夠「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以往的歧異

中共對於統一的政見,集中表述於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先生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一文,亦即兩岸與國際社會所稱的「江八點」。該文第一條開宗明義:「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題。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臺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等,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也應堅決反對。」

以往的臺灣領導人認為,在臺灣海峽兩岸,各有一個政府在行使有效統治權,形成分治的局面。目前臺灣是經由全民選舉總統,有多數黨競爭的民主體制,由此現實形成兩岸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就是中共朝野上下大張撻伐的「兩國論」。這是雙方分歧的第一點。

以往兩岸分歧的第二點簡述如下:中共方面認為,兩岸統一以後實行「一國兩制」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臺灣保持原有的制度。亦即兩岸統一後,臺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有高度的自治權,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包括終審權),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台,而且在中央政府裏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明眼人注意到,中共強調,「一國兩制」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那麼中共政權為「中央政府」,臺灣則定格為「特別行政區」(與港、澳為同一級別。視級別為圭臬的中國大陸同胞脫口便出:省部級),這還是「我吃了你」,或可形容為「吞了不咽」。這樣,臺灣方面如何肯接受呢?況且,中共之「一國兩制」,對「統一」二字而言,只有一個「統」表面上統於一體,卻沒有「一」,亦即沒有「一制」暨「一治」,僅僅是一種「邦聯」。需知「中國之特色」是有的,其一便是揮斥「邦聯」、「聯邦」或「國協」一類鬆散的盟約式國體。統一,便須既統且一,甚至有「一」方有「統」,「一」、「統」不可分體。

而我們注意到以往臺灣領導人的統一見解,只突出了「一」,於「統」字卻大為忽略。他們認定:「大陸政策的最高目標,在於追求中國最終能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前題下,達成統一」。所以,臺灣方面堅持根據大陸的「民主化進度」,在兩岸「民主程序」一致後,也就是有了「一」政治民主化之後再論及「統」,這一點他們認為「應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為了這先「一」再「統」,臺灣方面十幾年來提出「一國兩區」、「一國兩體」、「一國兩治」、「兩德模式」、「階段性兩個中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等等,不一而足,粗略統計,大約不下二十種提法。理由姑且不論正確與否,中共方面一概反對。這就是「統」與「一」和「一」與「統」的根本分歧。

作為炎黃子孫,我們冷靜而客觀地評價,如此缺乏理性和現實基礎的各持己見,根本無法求同存異,坐到一塊,「相逢一笑」,暢所欲言。只能在尷尬的僵局中繼續僵持,既不能「統」,也不能「一」。或曰既不能「一」,也不能「統」。如此這般,如何是好?

「台獨」乃夢囈

若干年來,甚囂塵上之「台獨」言論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令有知有識之士大惑不解:「台獨」之論實乃癡人說夢,怎麼會有一些人在盲人瞎馬地鼓吹呢?有國際政治分析家認為,未來的國際趨勢是全球化和分裂化。但分裂必得有一先決條件,即欲圖從宗主國分裂出去的這一區域,原本與宗主國並非一國,在歷史的演變中,後來趕上機遇巧合,便獨立了出來,自成一「國」。縱觀亞、歐、非大陸,此種情形亦不罕見,最典型的當數前蘇聯。

十月革命之後,蘇俄一舉併吞了十餘個「加盟共和國」。可九十年代初,「蘇東波」一朝巨變,加盟共和國如鳥獸散。有政治家設想以「獨聯體」形式再維繫出一個「大俄羅斯」,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昔日之蘇聯再也不復存活了。而臺灣則決無一點一滴可能從中國之版圖上分裂出去,因為從這一寶島建政以來,一直在中國各朝代的委任和管理之下。除卻荷蘭以及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佔期,臺灣一直在祖國各朝代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中,從地球上的土地劃歸國家後,從來就是中國之領土,沒有一點一滴理由獨立!這便是不容否認的歷史真實,是毋庸置疑的鐵的法理。請看下列事實:

在遠古時代,中國大陸與臺灣島是一個整體,後因地殼運動造成的變遷,東南沿海之部分陸地沈陷入海,形成海峽,另有一部分形成海島,與祖國大陸隔海相望,這便是寶島臺灣。寶島近千餘年來的居民,絕大部分是由祖國內地移居而去。西元230年,這一年正是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代,臺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便發仞於這一年。是年(東吳黃龍二年),吳王孫權派遣衛恒與諸葛直率隊乘船抵達臺灣,並施行管理。從宋朝以往,中國歷朝歷代政府都在臺灣設置行政機構,行使有效的管理權。南宋時,澎湖已隸屬福建省晉江縣,元朝設巡檢司於澎湖。清朝初年即設置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改行省。《辭海》之歷史地理分冊明白無誤地寫著:「臺灣,府名。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隸福建省。治所在臺灣縣(今臺灣省台南市),轄境相當今臺灣省」。「台東,州名。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升卑南廳為台東直隸州。治所在今台東,轄境相當於今臺灣省台東花蓮地」。「臺北,府名。清光緒元年(1875年)置。治所在淡水艋舺(今臺北市)。轄境相當今臺灣省新竹、宜蘭以北地區。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臺灣省省會。」「台南,府名。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改臺灣府置。治所在安平(今台南市)。轄境相當今臺灣省台南、高雄、嘉義等市、縣和澎湖列島」。請看,有清一朝,即對臺灣實行嚴密有效的行政管轄,歷史記載,入木三分,哪裡允許視而不見,更不允許任意篡改和抹煞。

1895年4月,日寇通過甲午戰爭,強迫滿清朝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霸佔了中國神聖的領土臺灣。聞此噩耗,臺灣民眾「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相走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高呼「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甯作中華斷頭鬼,不作倭寇屈膝人」,展開了二十世紀之前、人類歷史從未有過如此壯烈的抗日愛國武裝鬥爭。筆者曾專題研究這段可歌可泣且可圈可點的中華民族正氣歌,用八個大字形容臺灣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割台鬥爭氣壯山河,義薄雲天!

1937年,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閥由盧溝橋事變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12月,中國政府在《中國對日宣戰布告》中昭宣各國,中國廢止包括《馬關條約》在內的一切涉及中日關係的條約、協定與合同,並將收復臺灣。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應將所竊取於中國的包括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等在內的土地,歸還中國。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是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並在《日本投降條款》中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同年10月15日,中國政府收復臺灣與澎湖列島,重新恢復對臺灣行使主權。

綜上所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和祖國大陸任何一個區域,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之中國雖然未能完全統一,但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永遠擁有對於臺灣的主權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一本不用饒費口舌的歷史與事實,得到全世界國家的普遍認同,所以任何形式的「台獨」,都是對於人類文明史和國際社會的嘲弄。同時,這一罔顧歷史真實的行徑,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對於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背叛,是視十四億華人為「弱智」,是比漢奸還漢奸的言行。比之秦檜、張弘範、吳三桂、洪承疇、汪精衛之「名牌」漢奸,應該視為等量齊觀!此「國人皆曰可殺」之叛國背祖的行徑,徒留千古罵名,貽禍子孫。秦檜之後世有詩云:「人前羞言我姓秦」,「台獨」之頭面人物當引為殷鑒,思之慎之,切莫冥頑不靈,撈一個「當代秦檜」之冠頂在頭上!

「台獨」的奉行者們為何敢於冒華夏之大不諱,大搞「一中一台」的拙劣伎倆呢?大致不外乎兩個因緣,一是彼等孤陋寡聞,掩耳盜鈴,以偏狹的「海島意識」和「小國寡民」的春秋理念為思維定勢,不願見到兩岸關係朝著有利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發展,大肆製造種種障礙和麻煩,破壞祖國統一大業。

其實,以臺灣民眾「靈魂深處」而言,除了極少數「認賊作父」者而外,絕大多數同胞是不願意獨立的。退一萬步說,即使一時「獨立」了,無窮無盡的戰火和麻煩且不說,本來是「世界五強」之一的「大國民」,倏爾龜縮成一個「蕞爾小國」之民了,哪個有頭腦的人肯自貶身份!二是彼等心存僥倖,妄圖把水攪渾,乘混亂找機會,把「台獨」造成既成事實。他們認為,設若到了那一天,既使國人共憤,世人側目,自己秉持「厚黑學」的信念,混一混也就過去了。他們可能思忖,外蒙古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不就是趁著中國處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軍閥混戰,華夏大亂,一下子獨立了。如今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不就是「敢於獨立」的榜樣嗎?

「台獨」諸公,你們可以以外蒙古為榜樣,也可以存心仿效其他鬧成「獨立」的地區。但你們應搞清時間地點,今日之中國,早已不同於八十年前之景況,時代大相徑庭,站立在千年之交門檻上的中華民族兒女,始終不渝的理念即是國家統一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反對分裂、追求統一的價值觀,已經深深植根於中國民眾的心田,哪一個敢於「以身試民」,無視民族的意志和要求,哪一個妄想將一枕黃粱當成「光輝道路」,破壞中華民族大一統,哪一個注定要自絕於民族和民眾,被全體炎黃子孫發奸伐伏!這一鐵的法則,如同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確定不移。同時,「台獨」的急先鋒們設若果真不惜叛國背祖,去實行玩火般的「獨立」,祖國大陸及其全體人民一定會放棄種種矛盾,「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捨身殺賊,為國拼命」,到那時即便魚死網破,玉石俱焚,也要本著「一寸山河一寸金」、「國賊未滅,何以家為!」的信念,將寶島回復於祖國懷抱中。謂予不信,那麼,拭目以待吧!

外人的非難

佇立在世紀之交和千年更疊的當今時代,「地球村」的村民都明白以和平代替對抗,以互利謀求合作才是開天下太平之明智和可行之舉。作為中華民族主構架的大陸和臺灣,當然再不能沈陷在兄弟鬩牆的無休止敵對狀態中,這種惡性互動徒然消耗華夏資源,相互抵消實力,而且無益於國際社會。中國古代先賢將這種內耗和內戰,稱之為「親者痛,仇者快」。

從毛澤東與蔣中正算起,這二位專制集權大大有餘,開明民主卻幾乎沒有,他們深重的帝王思想,導致二位不會以自己的權威,促使民主和自由生長遞進,而滅掉對方的意識太執,而且殺紅了眼。如此殘酷的內戰結果,致使中國社會殺戮、動亂、停滯。這種「專制不止,華亂不已」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引得外人蔑視。

今年1月19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日本留學生長谷川弘一的帖子,他在這帖子的第一句話就是:「從總體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種族」。他說:「我們輕視支那人的一個原因是,我小的時候,父親帶我去日比穀公園,指著北洋水師的戰利品對我說,日本就是在打敗支那的北洋水師後,才成為世界上主要強國的。當年,北洋水師的鐵甲艦在日本海域為所欲為,全體日本國民都同仇敵愾,寧願餓死,也要把錢捐出來買戰艦。由於日本資金遠沒有支那國充裕,我們無法像支那那樣買大型鐵甲艦,我們的戰艦從各方面講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師,但我們在海戰中卻取得了全勝,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勝利。你們的古人說的好:知恥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後人的表現的話,一定會羞憤得自殺。」

長谷川弘一接著說:「我在日本時就輕視支那人,當我來到支那的時候,我發現支那人比我想像的還要低劣,他們對我這個毫無背景的日本學生點頭哈腰,說什麼都是日本的好,就連支那的傳統文化也是日本繼承的比較好。」這個日本留學生又說:「我們日本有靖國神社,你們有什麼?你們有在日支戰爭(筆者注:抗日戰爭)為國戰亡將士的記錄嗎?我曾經接觸過一些舊日本軍的老兵,他們至今還對當年率隊衝鋒而被機槍在幾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們,表示感慨和敬意,我們日本人將會永記為國殉死的英靈,他們在靖國神社裡享受他們應得的敬意。每當我們唱起『為國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夢中』,我們就會感慨萬千,永志難忘。支那人,我們敬拜神社時,你們根本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看罷長谷川弘一的帖子,炎黃子孫們、中國同胞們,你們除了憤怒,是否更應該有所反思!《中國青年報》在今年1月26日又闢出版面討論這個帖子,署名「理智心」的文章說:「相當多的日本人,其實是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只不過人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壞事。認為中國人為最低賤之種族,就像老鼠,人人皆可捕而殺之,何罪之有?認為日本人的行為應符合國家利益,屠殺中國人顯然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因此是英雄行為。」

有智者說:長谷川弘一說的這些問題,我們自己未必沒有意識到,但從他的嘴裏說出來,特別是其中摻雜著民族歧視時,我們就很難接受。想不讓人蔑視,就得做得讓人無法蔑視。從這個角度,我們不妨多深思那些真正戳在我們痛處的東西。如果僅僅停留在憤怒上,甚至「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到了昏聵的地步,連憤怒也沒有,那我們得到的是更加的蔑視,進而還有飛機大炮,更進而大約連「球籍」也會被吊銷!

科學的定位

《大學》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易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兩大傳統美德。但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這兩大美德在不同程度地失落了。

人們知道,一個民族的精神失落是最致命的落後。究其原因,民族和國家分裂、民眾的民主訴求的被漠視和壓制、不能實事求是,皆是導致此種萎靡心態的幾個基本點。所以,祖國的完全統一應是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綱舉則目張,一興則百旺。然而,正如富於民族責任感的直言敢諫之士所云:兩岸互不承認,怎麼談?

以往臺灣領導人認為:協商談判不應預先設定前題框架,只要在對等基礎之上,兩岸之間沒有不能討論或協商的議題。包括「交流秩序的建立」、「雙方關係定位」、「簽署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等議題,都可以逐步成為兩岸協商的標的。

共產黨領導人認為:對話談判要有個基礎,就是首先必須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在這個前題下,什麼都可以談。熱愛祖國的中國人都希冀,在國際社會對海峽兩岸以及亞太地區的穩定給予高度關切之際,一個實事求是、良性互動並極富建設性的兩岸關係,不僅極大地有利於大陸和臺灣,也是對於世界和平莫大的貢獻。

這種一舉三得之「三贏」的兩岸關係,和進而必至的祖國完全統一,應是全球華人殫精竭慮的目標。毋庸置疑的事實之一是,兩岸民眾均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同根同源同祖,統一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目前導致「無法談」的僵局,肯綮之處在於「雙方關係定位」。正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亦即「關係定位了」,那麼「其他的方面自然盡知曉」。漢代之大儒王充講:「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所以說,目前「兩岸關係定位」必須摒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以高度的民族使命感和國家責任感,全面總結過去,科學瞻望未來,本著大格局性與大胸襟性目光,規劃中華民族新世紀的發展遠景,尋找適合全體中國人在「地球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

如是,當前,凡我炎黃子孫當務之急,便是刻不容緩地托出符合科學、符合情理,且兩岸均可「幡然接受」的一部「兩岸關係定位大綱」。筆者是「愛國如饑渴」的海外華人學者,本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中華赤子情懷,反復研讀「中華開國五千年」(孫中山語)的歷史,分析臺灣的歷史與現狀,深入瞭解國共兩黨的黨史以及民進黨建黨至今的歷程,探討海峽兩岸對於統一的種種認識,求索中國完全統一的科學且可行的途徑。經過近二十載春秋的比較、探求和論證,終於悟出了一條符合歷史認可、符合兩岸五十年狀況,應該能夠使兩岸接受,並進而協商談判的歷史唯物主義定位準則。這一筆者認為唯一可行的、合乎歷史與現實的科學提法,就稱為「一國兩號」。

什麼為「一國」?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本是不爭的事實,世界上只有中國人,開國五千年來一直繁衍生息在祖國這片熱土上;也就是說,炎黃子孫代代相襲,始終未遷徙出中華大地。而世界上其他有一定文明史的國家,包括地球上另外三大文明古國(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巴比倫),早已物是人非,地還是北非、南亞和中東那些土地,而人口已非文明古國時的人了。

只有「巍巍我中華,悠悠五千年」,無論有什麼暴風驟雨,無論有什麼山崩地裂,無論有什麼驚濤駭浪,甚至無論有什麼天翻地覆,我堂堂正正中國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皆是黃帝公公的子孫」(陳天華語),黃河與長江就是我們的母親河,中國人「同根同祖同源」,五千年風風雨雨,無論怎樣改朝換代,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國,是中國人親愛的祖國。

為了中國,五千年來,多少中華兒女「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多少炎黃子孫「一身報國有萬死」;多少「龍的傳人」「各出所學,各盡所知,使國家富強不受外侮,足以自立於地球之上」。「男兒七尺軀,願為祖國捐」,祖國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今日十四億中國人的祖國!所以,哪裡來的「兩個中國」?哪裡來的「階段性兩個中國」?哪裡來的「特殊的兩個中國」?此言大謬不然,是無知,是糊塗,是愚不可及矣!一個人怎會生出兩個祖國?這是一個普通的常識,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堅定不移的法則,就是中國乃中國人的祖國,大號就叫中華!

什麼為「兩號」?就是五十一年來,海峽兩岸是兩個稱號,亦即兩個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斷代號。是事物就得有個名稱,抑或說是一種稱呼與符號。海峽兩岸這五十一年來的分離分治狀況,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是非理性非科學的,在科學認識論上,屬於歷史虛無主義範疇,早晚會自我否定的。晉代學者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有言:「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我們殷切企盼海峽兩岸領導人見賢思齊且從善如流。若如是,我們就要告知諸公,「兩號」是中國歷史遞進嬗變演化發展過程中的兩個「朝號」,也可以叫做「代號」。辛亥革命時期的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宣傳家陳天華,在其喻世之力作《警世鐘》中呼喊:「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一腔無限同舟痛,獻與同胞側身聽。」他這樣闡述:「中國從前的亡國,算不得亡國,只算得換朝。夏、商、周、秦、漢、唐、宋、明都是朝號,不是國號。因為是中國的人,自己爭鬥。」

我們贊同陳天華這一振聵發聾的提法,不啻是空谷足音,給對於兩岸關係定位「左右支絀」、「無所適從」的研究者們,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宛如迷茫中望見北辰。

從大禹建立之夏朝計,至今歷四千一百年。從有正式文字記載的歷史西周共和元年計,中國有文字可考之歷史,至今為二千八百四十一年。史學家公認,且載入工具書,並為朝野承認的「中國歷史朝代紀元表」載,中國經歷的朝代計有: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遼、西夏、金、元、明、清、中華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序列,在北京於去歲建立之「中華世紀壇」的中國歷代一覽表之牆體上,亦明白無誤地鐫刻著。

這就明確而充分地說明中國只有一個,今後只要世界未走上大同,世界上仍然確定不移地只會有一個中國,而中國的朝與代今日可數的便是幾十個。周朝最長,號稱八百年。無論你八千年,甚至八萬年也好,不過都是一個「朝」,或曰一個「代」。無論「大秦帝國」,還是「大唐帝國」,抑或「大明國」、「大清國」,也是一種國號,當然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主權國家,但相對於「中國」這個中華民族恒久之「大本營」國家而言,從夏、商、周到元、明、清,直至當今之世,都是一個個「朝號」或稱之為「代號」。譬如西元前256年東周覆亡,中國歷史進入戰國七雄爭霸時代,華夏在這年到西元前221年的35年間,大致分為秦、楚、燕、韓、趙、魏、齊等七個諸侯國,雖然各自皆稱為「國」,但歷史仍將其定位為「一個中國下的七個諸侯國」,這個諸侯國的「國」指的是一個區域性的行政系統,亦即一個「小朝」。

再譬如西晉末年到南北朝時代,我國處於「東晉十六國」行政態勢,這些都叫做「國」的「小社稷」,應該說是十七個「朝號」。說到南北朝,仍是指從西元420年東晉滅亡到589年隋朝「一統中華」的170年間,中國分為南北朝。南朝從420年劉裕代晉到589年陳亡,經歷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439年北魏統一中國北方開始,到534年分裂為東西兩魏。爾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北齊。581年,北周為隋所代。隋朝消滅陳朝後,結束南北分裂對峙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朝、代、國之多,令歷史學家頭痛不已,但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後便可清晰地看出,自然還是一個中國,不過前後分離分治為十餘個「朝」罷了。

說起「五代十國」,也是紊亂得令人頓生疊床架屋之感:自西元907年朱溫滅唐稱帝,國號梁,史稱後梁,占有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此後相繼出現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稱為五代,與此同時,中國南部和山西地區又湧現出十個小國,稱為十國。直至西元979年,北宋才徹底結束了五代十國局面,宋朝又一次統一了中國。所以,上述72年中,華夏大地共計產生了十六個「國」,但究其本源,仍然是一個中國範疇下的十六個「朝」。

由於《三國演義》作為六百年家喻戶曉的古典文學名著,所以,「三國」故事在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三國,繼東漢後出現的魏、蜀、吳三個朝代鼎立的歷史時期,從西元220年曹丕代漢稱帝起,到280年吳亡止,共歷61年。三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名,可絕對不是「三國論」三個中國,而是一個中國概念下的三個「朝」在廝殺,在鼎足。《三國演義》的最後一回便叫作「降孫皓三分歸一統」,也就是說,三個「朝」統一為晉朝,中國複歸一統,亦即該書的開卷語「分久必合」。

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和大趨勢,無論一個時代或一個朝代如何分裂、分治、分離,終歸要「一統」,統一到大中國,統一到大中華,因為開天闢地、混沌初分以來,地球上只有一個中國,五千年間中華大地上無論誕生了多少國號,但說到底,史家將其統統納入「朝代名」。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國人將中華這個國度莊重地定名為「中國」,那麼上溯幾千年,華夏這片土地統一的名字就是中國。再往後,新開國的「朝代號」都冠以「中華」。

1911年,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山先生亦被尊崇為「國父」。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省瑞金縣葉坪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3年11月由蔣光鼎、蔡廷鍇等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各方面的勢力,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中共方面認為,這是有利於革命的行動。就連「竊國大盜」袁世凱重溫皇帝夢,當了83天人人喊打的「洪憲皇帝」,也起了有辱神聖稱號的名字「中華帝國」。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由上列史實可見,一個多世紀以來,無論史家承認與否,亦無論真偽與否,凡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領袖人物,都不再另行起朝代之名稱了,而是統一冠之以「中華」二字。世界史家與中國史家一致承認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中國歷史產生的「國名」,是一定意義上的國名,但對於整個中國和中國歷史而言,我們的大國名大國號就是中國,上列兩名稱仍然還當列入另一種囊括國體和政體全部新政治涵義的「國名」,按照歷史進程直言不諱地講,既使這名稱存在「一萬年太久」,相對於中國這一根本性國號,亦當屬於「朝號」,或曰「代號」。

今年4月27日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的題為「反台獨,促統一」研討會,發表了共同聲明。這一聲明強調,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平等對話,這是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

中國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同日亦對新聞媒體表示,兩岸重新對話的條件是臺灣方面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如果臺灣方面接受這個條件,才能夠以平等的地位進行兩岸對話。他就「平等」的意義解釋說,兩岸之間的對話不是中央對地方的對話。他指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對臺灣地方當局的談判。輿論認為,這顯示了「中國大陸方面表明了讓步的姿態」。讓步自然是令人額首的舉措,朱鎔基先生在今年3月15日說:「誰贊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就支援誰,我們就跟他談,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

中國為期不遠的完全統一,當然需要兩岸決策人「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進行大幅度讓步。目前這一步就值得稱道,但「不是中央對地方」,那是什麼?這就亟需兩岸關係的從實際出發,刻不容緩地進行科學定位,這一定位就是「一國兩號」。大陸再大,也是統領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一個歷史時期的「朝代號」。臺灣再小,按中國歷史上不乏其例的政權講,叫作「局處一隅」也好,叫作「偏安一方」也好,雖則相對鼎盛時大大地削弱、萎縮、微化了,但卻不應矮化,不應將其稱為「地方當局」,因其還完整存有行政系統和專政機器,所以它還是一個「朝」。只要它保有相當實體,又有「號」,從歷史的角度看,仍然算是一個「朝」。儘管它「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儘管它微縮褪居於一隅。這種情勢與南宋當年可做一類比: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後改稱大都,今北京市),建朝號為「元」。爾後元朝兵馬大舉進攻南宋。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首都臨安,南宋謝太后率幼帝及文武百官投降。此後三年,南宋的幾個有氣節和血性的大臣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人,堅持了艱苦卓絕的抗元鬥爭,直至1279年(南宋祥興二年,元朝至元十六年),陸秀夫在走投無路之際,背負南宋最後一個末帝趙昊投入南海。至此,歷史方宣告南宋滅亡。

中華民國在這近五十一年中,只保有台、澎、金、馬。南宋在那三年中,僅存留東南沿海小片土地,到了1278年,宋朝的旗幟還在獵獵飄揚,但只守在崖山(今廣東新會縣以南海中)。所以,比照南宋和元朝,歷史鄭重地將那三年定為「一國兩號」一個中國,兩個朝號(元朝和宋朝)。

今日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中國了,但也是兩號,是後朝與前朝的關係,更準確些說,是一個曾擁有全中國、後退避守有中國一小部分地區的一個「朝代」,和一個當前雄踞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一個「朝代」的關係。這一對於目前海峽兩岸關係唯一科學的定位就喚作「一國兩號」。這一歷史早有鏡鑒的事例,還可讀史拈來。

1644年,正是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進佔北京三百周年,郭沫若先生為此撰就《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後來在延安和各中共佔領區印成單行本。毛澤東先生於同年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對郭沫若這一力作大為首肯。《甲申三百年祭》開篇後即言及「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一十八年。」1661年4月,鄭成功進軍臺灣。八個月後,荷蘭總督揆一投降,臺灣重回祖國懷抱。鄭成功奉明朝為正朔,在臺灣設一府二縣,使臺灣經濟與文化長足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寶島。後經過其子鄭經和其孫鄭克又在此經營二十一年,直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才進駐臺灣,遂在臺灣設置一府三縣(臺灣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由此可見,南明政權以及鄭氏在臺灣的政權,從史學家「翔實治史」和「縝密撰史」的觀點看,也是得到歷史認同的。尤其是鄭成功結束了荷蘭殖民主義者在臺灣三十八年的統治和堅持抗清,被後世史家譽為「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歷史功績永遠受到人民崇敬」。

再以太平天國為例。1851年(清道光三十年),洪秀全立朝號「太平天國」,堅持到1864年(清同治三年)。這在十九世紀的中國也算作「一國兩號」。儘管清廷堅不承認,且誣之為「長毛」,然而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農民起義建立的「朝」,這一政權得到當代史家普遍認同。

綜上所述,「一國兩號」的分治態勢,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祖國大陸和臺灣要統一,就要談判,就要商量,當人類站立於千年更疊和世紀之交門檻上,世界各國無不透過領導階層的會面,解決問題、消除岐見,營造良性互動的正常關係。凡有肝膽之炎黃後胄莫不認定,作為跨世紀的兩岸領導人,更應面對兩岸「一國兩號」這一對等分治的現實,及早實現直接會晤,就任何有利於全中國人民福祉的議題,本著「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理念,以「全新思路,特大手筆」,開誠佈公地進行對話。讓兩岸關係儘快進入以談判代替對抗之時代。

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先生說得好:要學會商量問題的本領!他坦率指出:商量就要聽得進不同意見,從別人的不同意見中發現,汲取有益的東西,這是我們商量的出發點和目的。如果沒有虛心對待別人意見的態度,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商量就要平等待人,誠懇待人。平等是商量的基礎,誠懇是商量的前提。他在今年3月7日所說的這番話,講得誠摯,講得開明。這是民主的表現,是高明的表現,體現了實事求是認識論的要求。有了平等,才能創造相互尊重、解決問題的氛圍,使對方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自己的意見和主張都講出來。有了誠懇,才能聽到真實而不虛假、坦率而不遮掩的肺腑之言。

如若海峽兩岸的領導人都真正掌握商量問題的本領,「知難行易」,給予兩岸關係以正確的、科學的定位,中國的完全統一則必定指日可待。

呼喚「德先生」

在全世界範圍內,所有國家的現代化有著毫無二致的共同客觀標準;從社會技術形態上看,是由農業社會到達工業及資訊社會;從社會經濟形態上看,是由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到達市場經濟;從社會政治形態看,是由集權政治到達民主政治;從社會意識形態上看,是由單一的思想文化體系,到達多元的思想文化體系。

根據現代化的客觀標準,世界上無論哪一個國家,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必須在社會的技術、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領域內同步發展。不能設想,一個在政治上實行封建專制的國家,可以稱之為現代化之國,即使它已經有了發達的市場經濟,甚至正在跨越工業社會。

同樣的,一個雖然已實施了民主政治,但生產力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水準依然低下的國家,可以榮膺現代化的稱號。現代化是社會文明與國家進步的綜合尺規,不存在一絲一毫階級的、民族的、國家的、黨派的界限。百多年來,我們中國人無一不夢寐以求,實現國家的近代化與現代化,以「適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孫中山語)。

祖國大陸正在培育和施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由封閉型社會躍入開放型社會。同時,正大力向工業社會邁進。然而,由於根深蒂固的頭腦「千年蟲」在作怪,中共方面不允許「多元思想文化體系」存在和凸顯,更不允許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政黨政治,建立現代「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由「槍選」徹底轉變為「票選」,切實實現三權分立等等。這一點的確是「改也難」,因為兩千多年來形成的傳統政治文化,就不准許「非保持高度一致」。

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帝制,割掉了盤桓在中國人民頭上二百六十餘年的「小辮子」,但由於「五四」運動的啟蒙呼喚未能「到位」,未能深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尤其是德先生,他作為一種「糾錯機制」,是當代中國大陸最為匱乏的社會機制。

民主的人類性價值告訴人們,民主首先是目的,是不可消弭的社會根本原則之一。民主蘊含三個層面,其一是理想,在終極價值和人文科學理論上,肯定社會的每一個體都是自由人格,承認人格是均等的,人們有權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民眾為自己作主,是不可撼動的基本權利。其二是體制層面,民主理想可以通過相應的社會體製,表現為活生生的社會存在。民主對於權力的基本作用是具有制約性的,無論是選舉還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本質上皆為約束權力,規定權力的界限,防止權力作惡。

其第三個層面是民主的社會實踐,只有敢於實踐民主,才能漸次實現民主政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什麼要「摸著石頭過河」?為什麼矛盾難以化解,且呈「乾柴烈火」之勢?究其原因,首先,利益與風險是分離的,各大利益階層往往只要利益,而不願承擔風險。因此,改革開放的「浮財」被瓜分豆剖,而改革的風險卻「積重難返」!為什麼?正是在於制度的「非民主化」,從經濟到政治,非權力者對於社會發展的個體參與受到排斥,這大多數人如何情願風險共擔呢?假如把風險強行轉嫁給並沒有從法理上參與社會進程的每個個體,那就意味著在製造障礙,這一「惡果」之「因」,一言以蔽之,完全是因為民主太少了,公民參與的渠道被堵塞,或者說不通暢,就會導致這一「隱伏危機」。

由於中國大陸的改革始終局囿於經濟體制,而於政治體制改革只及皮毛,諱醫忌醫,自欺欺人,致使民主機制一直無法立足。這樣,也嚴重阻滯了經濟的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經濟深層次飛躍的最大羈絆,是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

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控制一切社會資源和經濟運行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在不觸動政治體制的漸進改革的方式下,逐步演變為權力資本。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至今,經過了商業資本、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三個階段,權錢交易愈演愈烈,已經出現惡性膨脹。這是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共在名義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採取了「國有」,也就是「黨政控制的方式」。這一方式通過行政體系,通過「官員群體」,牢牢控制國有資產以至全部社會資源。

中共在至今整整二十二年實施的改革,由於基本未曾觸動政治體制這一根深蒂厚的層面,所以上述權力不僅沒有削弱和萎縮,反而愈益堅挺,空前強化,不遺餘力地向市場和商品領域進行全方位擴張。由於缺乏監督和制約,到今天早已製造出一個「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

眾所周知,本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共產黨執政各國的改革,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崩潰的「休克療法」,諸如「蘇東波」等國。另外一種途徑是使權力創造市場的漸進改革,這種辦法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比休克療法要穩定許多,但導致了權力的全面市場化,也就意味著公共權力的日益腐政,意味著國有資產之大河,一瀉千里地流失到不法掌權者的「水庫」之中。這樣,由於經濟改革一直在「不懈推進」,而政體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僅嚴重滯後,甚至可以說自改革開放以來,並沒有進行實質的構架改動,遂使權力資本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一天天惡性膨脹開來。

從1996年開始至今四、五年的經濟衰退之所以日趨嚴重,便是因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特殊因素——體制轉軌所產生的能量,絕大部分已然釋放殆盡,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潛力,隨著市場被權力分割和壟斷完畢,儘管左沖右突,也根本無法發揮出來。所以說,中共方面若仍文過飾非、掩耳盜鈴,不做重大政治體制改革,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中國的經濟就不可能再次真正強勁啟動。

按照國際經驗,危機發生的過程是:堅持反通貨膨脹的政策使經濟陷入衰退,從而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最終被迫再次膨脹,導致民眾信心崩潰,大規模的擠兌到來,銀行之呆壞賬統統暴露,政府只能實行貨幣改革,經濟空前緊縮,社會政治危機爆發。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喪失了資源便難以控制局勢;權力經濟孕育的暴富集團的合法性遭到拒絕,致使他們在政治上不滿;工農階級的貧窮階層因為被剝奪更為忿懣;新的權力者按照「有權就有利」的準則,仍然覬覦破壞市場規則而暴富;「大權大利者」欲壑難填,企圖通過惡性通貨膨脹,繼續進行隱蔽性利益轉移,甚至妄想將那些個人存款、社會保障和農民耕地等「油水與資源」,片甲不留地「轉移和流失」到自己口袋裏。存放轉移至國外。

中國大陸要防止這種危險前景,就必須雷厲風行地施行打擊權力資本的舉措,緩解社會矛盾。同時發展意識形態,不再得過且過,不負責任地亂唱「主旋律」,堅決切實通過全面的政治社會改革,「以力打力」,堅決驅除權力於市場之外,攻克漸進改革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

面對制度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的嚴酷現實和「危機預期」,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決策者應該「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從這一點出發,重新審視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嚴格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八字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研究和整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八十年代初期,中共說得實實在在: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今日之中國,僅僅滿足或自我陶醉於經濟增長上面是遠為片面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更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社會全面發展,需要公允、公開、公平的環境。時至今日,政治、經濟及倫理教育同步發展才是硬道理,實施政治民主化已經刻不容緩。說一千道一萬,只有毫不遲疑地實行政治民主化,社會才能得到長足發展,經濟才能如高空長風,一陣一陣吹不斷。

有了切實的、科學定義上的民主化,才會最終迎來人的現代化。沒有人的現代化,從根本上講,一切現代化都不會最終達成。孫中山先生之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什麼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的「世界潮流」呢?這就是「經濟全球化」,以及由其演進而來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

因為這一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是科學的法則,是無可變更的規律。存在決定意識,經濟的發展、時代的發展要求中國大陸以最大的緊迫感,傾力推進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政治民主化。「實行民主真憲政」(朱德語)其實也是共產黨當年的追求;「實行民主好處多」、「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也是中共在「解放前」的口號和呼喊。

歷史的步履走到今天,民主作為一種糾錯機制和動員機制,愈見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在祖國完全統一的過程中,德先生(民主)Democrat、賽先生(科學)Science、李先生(法制)Law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兩岸的統一亟需若干粘合點,其中,大陸的民主化千真萬確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最為關鍵一環。有政治觀察家回顧,昔日鄧小平曾說過,兩岸問題可以等五十年,再來謀求妥善解決方案。這一點其實是不可行的,只不過是不願實行民主政治、不願改變執政方式、不願變「槍選」為「票選」的一種遁詞。

兩岸關係說複雜就複雜,說簡單就簡單,臺灣的個別政黨與個別「死硬分子」,只要徹底放棄「台獨」,中共只要在大陸施行政治民主化,海峽兩岸自然就會統而合一,是順理成章情理之中的事。水到渠成,這個「水」,說到底就是政治民主化。專制死亡了,民主到來了,則中國之完全統一必如期而至!

中華萬萬歲

1924年,孫中山先生闡述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語:「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麼從前的地位那麼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復民族的精神。」這一番話說得何等催人奮起哇!我們海外廣大愛國華人對此更覺「龍泉夜夜壁上鳴」,由衷期盼全體同胞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但深重的現實是遠遠不盡如人意的,我們民族的精神的確大為衰落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一個精神萎靡不振、頭腦麻木不仁的民族,注定是沒有前途的。魯迅先生說過:「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多少年來,中國人的民魂為什麼淡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為什麼失落了?分析起來,原因千條萬緒,歸根究柢就是兩句話壓抑人們創造性的封建專制的沈重桎梏,親悲仇笑的民族劣根性如魔附體,揮之不去。

「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如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等歷史痼疾一樣,是令人汗顏的民族劣根性之一。說到外戰,遠的不提也罷,只談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以來,外國侵略者「殺我人民,占我國土」的事例成百上千,而完全依靠中國自身力量,戰勝外敵的戰例只有一個1885年的鎮南關抗法大捷,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垮臺。而說起內戰,粗曉近現代中國歷史者可以用一句成語形容汗牛充棟,數也數不盡,道也道不完。時至今日,這長達七十三年的國共內戰還未完結,海峽兩岸還處於沒有互信的敵對狀態,而且「重開戰」的危險性還遠遠未能消弭。就此而言,我們的鄰居韓國與朝鮮率先舉行首腦會談,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於無聲處聽驚雷」,韓朝達成協定,將於今年6月在平壤舉行最高領導人會晤,這是南北走向和平、和解與合作的一個里程碑。面對此一歷史性事件,中國人怎麼辦?

孫中山先生曾經諄諄告誡國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作為「東土上邦」,作為堂堂天朝,作為泱泱大國,我中華民族再也不能讓國家處於分裂、分治、分離的狀態了,國情民意和世界形勢都昭示中國人,中國已到了非統一不可的時候了。天遂人願,值此世紀之交的春夏之交日,北京方面透露出到現今為止最大的統一誠意和讓步政策,北京和平與發展研究會研究員辛旗先生為「一個中國」提出新解。他說,希望見到臺灣新的領導人,能夠回到「在中華民國憲法及國統綱領定義下的一個中國」。

中共方面能夠有此一新思維和新論述,當然必定開創兩岸良性互動的新局面。臺灣新領導人也向前邁進了大大一步,提出「中華民國永續存在」的論述。國民黨代主席連戰先生拳拳而言:「我時時思考如何謀求兩岸關係的改善及走向正常化。我深切地盼望著有一天,『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讓世人看到一個沒有炮聲的臺灣海峽,一個沒有烽火的兩岸!『中國人幫中國人』,讓世人看到雙方善意的交流與合作,雙方互信與互利的雙贏局面!」

請看,「一國兩號」至此已然呼之欲出了啊!統一的口號人人可以大喊特喊,但內心裡要不要統一,只須「聽其言,觀其行」,便能夠判斷出真要統一還是假要統一。真要統一,就必得端出符合科學的提法,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汪道涵先生在大約三年前坦誠地提出:「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中國者,全體中國人之中國。我們身居海外的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決不隨波逐流,決不趨炎附勢,決不袖手旁觀。我們要俯仰無愧於祖先,無愧於後世,無愧於真理。

今天,我們千言萬語併成一句話:在兩岸關係上,什麼都可以論說,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是永遠不可改變的。國際社會對於當前的兩岸關係,也給予了極大關注。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皮克林4月29日就台海近況,表示了較為樂觀的看法,更期望兩岸能就「一個中國」歧異找到妥協之道而恢復對話。

今天,我們可以告知友人,彌合兩岸關於「一個中國」的歧異,找到了「科學之道」,而不是「短期行為」的妥協之道,凡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科學的人們,通過本文大量翔實有據的分析,可以悟出,「一國兩號」是兩岸關係實事求是的科學定位,由此出發,通過兩岸領導人的對話和談判,中國的完全統一就能夠步入康莊大道,向著「一國一號」,向著「一國一制」,向著「一國一治」進擊!

1903年,章太炎在為鄒容《革命軍》一書作序,內言:嗚呼!世皆囂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本文透徹地論證了中國完全統一的科學之路,難免忠言逆耳,難免雷霆之聲,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責無旁貸,必須義無反顧,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堅持統一,反對分裂,全力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秋瑾語)。

現在,中國歷史又一次處於一個緊要的關口:向前一步,光明無限;向後一步,苦海無邊!1913年,興師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以其特有的決心、信心和耐心說:「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有人欲卜測中山先生之「八字」,他鏗鏘而言:「我的『八字』,就是一定要『打倒軍閥,繼續革命』」。

今天,向著兩岸關係我們斷言「八字」「一國兩號,完全統一」,這是科學的斷言,是歷史的潮流,是真中國人的心聲,本著「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兩岸暨一圈(世界華人圈)的中國人都能夠「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振奮精神,都朝著這個方向,「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擺脫冷氣,只是向前走」,那麼,中華民族現代發展進程中光輝燦爛的一天,一定會到來,並且為期當不會久遠!

那一天,完全統一後的新中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由、民主、繁榮、富強、博愛、均富等中國人幾千年的憧憬,將成為現實存在。不侈談二十一世紀是誰之世紀,新世紀也自然迎面撲來。因為,統一後的新中國,正義、強大、可親、可敬!恰如近百年前陳天華在醒世之作《猛回頭》尾聲中所歡呼的那樣「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到那時,齊叫道:『中華萬歲!』才是我,大國民,氣吐眉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