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複合一中

試論「複合一中」

導言

二十世紀初,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偉大政治家的目光高瞻遠矚,斷言百年之後「二十一世紀,不得不為中國人的世紀」。光陰如白駒過隙,彈指一揮間,二十一世紀已悄然來到我們身邊。一個中國的兩岸,都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蹟。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六位,如若兩岸珠聯璧合,則中國的GDP大約可一鼓為世界第三位。

然而,迄今已逾53年來,海峽兩岸一直是呈對峙狀態,統一遙遙無期,就是消除敵對狀態、實現關係正常化也是可望不可及。凡我炎黃子孫,凡我中華兒女,只要不是「鐵桿漢奸」,只要具有愛國之肝膽者,無不期待: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邁向和平統一;兩岸對等和平共存,主權領土共有共用;臺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上述「三原則」若得以實施,則兩岸關係即得以關係正常化,即得以和平競爭,優勢互補,避害趨利,共同發展。這樣,在可預見的不太長時間裏,兩岸的大一統將如期而至。統一後的中國,必如日中天,以不可抵抗的氣勢和實力,使二十一世紀「不得不為中國人的世紀」。

這一「好夢」能否成真?能,肯定能!中山先生說過:「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如折技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

遙想108年之前,國父首倡「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拯救中國於危卵。其時,中外凡聞知此誓言者,大多認為這是毫無可能的事,更有庸人以「顛狂」二字誣之。中山先生下定決心,「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他矢志不移,率領革命黨人,不屈不撓,終於「武昌槍響皇冠落」,推翻了腐朽的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從此,封建帝制在「我國家全部領土上,永永遠遠消亡了!」

當前,中國──「一國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艱難曲折,僵局重重,堅冰難融。但是,這一進程再繁複再艱巨,也難不過「長夜難明」的17載血雨腥風的辛亥革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美國百人委員會代表團不久前會見了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內中喬治.科(Dr. Koo)博士為此撰文《海峽兩岸關係的突破,指日可待》,他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指出:「我們正處在臺灣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突破的邊緣。我們大家都應該尋找兩岸關係宣佈突破的日子,我相信這一天很快到來。」這是一個頗有見地的判斷。的確,兩岸關係說對峙就對峙,說化解就化解,關鍵在尋找到一個重大的交集點,厘清幾個雲苫霧罩的問題,化困惑為清醒,化剛愎為靈活,化霸道為親和,化僵死為彈性,化危機為轉機,化被動為主動,化腐朽為神奇。

各說各話 無法同化

臺灣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於當前「內外有別」的「內」,究竟應該如何詮解「一個中國」,感到「雲裡霧裡」,他們質疑問難地說:咱老百姓真的不明白,什麼是「一個中國」。「一國論」有一國的道理,「兩國論」有兩國的道理。如正現今是兩岸都吹號,各吹各的調。陳水扁先生說:「『一個中國』我們認為是議題,中共認為是前提,因此在原則上有重大的爭議。而且我們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的問題,也不是單方面的問題,而是雙方共同的問題。因此,如何面對這個棘手的、嚴肅的,非常有爭議而到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一個中國』是什麼?我希望大家一齊拿出智慧與創意,找出『一個中國』真正的含義。」

汪道涵先生講:「一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是兩岸同胞未來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式』,也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汪道涵先生體大思精,以「寬厚信敏惠」的中國傳統道德原則對於「一個中國」的闡釋,是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見所聞最為有見地的「一中內涵」。然而,兩岸決策人對此卻並不能通權達變。

陳水扁先生不久前講:「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都是一個國家,所以我才說臺灣和中國是『一邊一國』,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現狀。如果『一邊一國』的說法有問題,要如何才能表現出事實,並得到大家的理解呢?(中國大陸)若不尊重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關係只會愈走愈遠。」大約一個月之後,江澤民先生在中共十六大上所作的報告中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對任何旨在製造『臺灣獨立』、『一中一台』的言行,我們都堅決反對。臺灣前途繫於祖國統一。開展對話,進行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我們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可以談臺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我們願與臺灣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交換意見。」這是中共方面對於「一個中國」定義的最新注解。

臺灣方面在其1994年發表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這樣理解:「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兩岸的分裂分治,只是中國歷史上暫時的、過渡時期的現象,經由兩岸共同的努力,中國必然走上統一的道路。」這是從人文角度描釋「一中」。郝柏村先生又有高論:「過去是一個統一的中國,現在是一個分裂的中國,將來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面對這林林總總對於「一個中國」內涵的詮解,令人感到意猶未盡,兩岸與國際人士並未普遍認同,正如臺灣國統會副主任委員許曆農將軍之仰天長歎:「講來講去,『一個國家』(一個中國)是什麼?如果不能先解決,『兩種制度』實在很難談下去!」

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認為:台海兩岸「緊張氣氛目前並不高,但歧見相當尖銳,這是個顯然要持續很長時間的過程。」究竟為什麼「歧見相當尖銳」?勿庸諱言,當前兩制並不是肯綮的癥結,「制度之爭」要待到協商統一之時才是關鍵之點,現在專論於此為時尚早,目前兩岸的主要矛盾是「一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何為一國」、「何謂一國」(陳水扁語)。「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以往兩岸對此涇渭分明,界定清晰。

1991年8月,臺灣第八次國統會通過了「一個中國」定義: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但各賦予不同的涵意。中共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以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我方則指一個中國應該是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主權涵蓋整個大陸,目前的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臺灣固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1993年8月,大陸方面發表《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其中開宗明義提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上述兩岸的「各自表述」十分清晰,各自視己方為「正朔」,對方為「僭越」,這就是所謂「漢賊不兩立」的「法統之爭」和「代表權之爭」。

時至今日,代表權之爭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另外一個歧異點是「統獨之爭」,表面上看爭執得「有聲有色」、天昏地暗,實際此乃嚴重缺乏互信所導致的一種現象。因為「天地之間有桿秤,秤砣就是老百姓」,廣大民眾心知肚明,臺灣根本不可能獨立出去。大陸共產黨也不可能永遠執政下去,政治人物深謀遠慮,明白無誤地知道,「去中國化」、「漸進式台獨」、「隱性台獨」等等,都是一種策略和手段,真正的「台獨」只是鏡花水月,只是癡人說夢,誰個明目張膽搞「台獨」,誰個在中國歷史上便是張弘範,便是吳三桂,便是汪精衛,便會禍及後胄,便會遺臭萬年。

所以,那些個「台獨」代表人物以其老奸巨滑之心,非常清楚「真獨是理想,但也是一個圓鑿方枘的夢想,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從務實求真的角度看,應朝向認同「一個中國」後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國兩治」努力!那麼,兩岸最大的歧異之點,目前已然是「一國之爭」。所以只要「一國」的問題解決了,兩岸自然有了交集點,就會「坐下來談」,就會有「和平、對等」,就會立即消除敵對狀態,達成關係正常化。

江澤民先生在2002年11月8日真切地講:「兩千三百萬臺灣同胞是我們的手足兄弟,沒有人比我們更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我們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貫徹八項主張,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陳水扁先生這樣表達他的心情:「我相信,如果有足夠的智慧與創意,兩岸領導人也可以和解甚至握手。『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不但能一起握著手,還希望一起改寫歷史、創造歷史。」無數的友善言論讓人們看到,兩岸完全有可能走到一起,徹底結束敵對狀態,先行實現關係正常化,待等到「一個中國」的兩岸不斷交流、統合、發展、進步,水到渠成之日再議統一,則瓜熟蒂落、再合金甌,一統中華。因此,說一千道一萬,目前亟待解決的第一問題是兩岸關係的定位。

坦陳盲點尋求同點

前人云:「蓋聞功莫大於撫世建國,德莫崇於厚生利民,勳莫高於勘暴定亂,業莫彰於創制修文。」為此,我們當前致力於海峽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首先應該傾力探討「一中」的準確而客觀的科學定義,臺北方面在近期先行喊出「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海峽兩岸,一邊一國」。這樣,目前臺灣執政者已「捷足先登」,搶先對於兩岸關係的現狀給予定位,而中國大陸對於兩岸關係現狀的法律定位,則顯得籠統和抽象,雖然反覆強調「臺灣和大陸同屬於一個中國」,然而僅僅這一句話,在法律的定位上便相顯得意猶未盡。

再者,由於這一論點沒有抽絲剝繭的論證,在文宣大戰上難以凸現辯駁力。同時,如果聽任「臺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論調持續傳囂,而「正義論壇」又拿不出讓人信服的真理性文章進行反制,那麼,久而久之,兩岸民眾和世界華人便認為這一說法被「默認」了,進而導致「台獨」原教旨主義分子彈冠相慶,他們更會肆無忌憚地逆天而行。

所以,愛國學者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強力研究,撰著出鐵板銅琶般的文章,以事實為依據,以科學為準繩,以歷史為借鏡,對兩岸關係進行準確定位,俾使兩岸各方暨世人心悅誠服,從而大力推進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早日實現。

近53年來,兩岸關係始終未能有一個讓各方均感認可的定位,究其原因,還是緣於固執己見所導致的盲點和誤區。這些盲點大致有下列幾項,這些歧見的消除是兩岸「漸行漸近」的關鍵。

歧見一:兩岸的主體分裂是民族分裂還是國家分裂。中共方面認為,迄今53年來的兩岸分治狀態是「民族分裂」,而非「國家分裂」。經過抗日戰爭後的三年內戰,國民政府敗退臺灣。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看,中國在1911年經辛亥革命,已在中華大地根絕了帝制,建立了「共和」,這就意味著今後的政治變革只有「換代」,沒有「改朝」。

「共和」的最重要的內涵之一就是政黨輪替,而「國號」則應一以貫之、巍然不動,這就是一個國家剷除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後,實行「共和」,在政治上呈現「鐵打的國號,流水的政府」態勢。縱觀近世五大洲,哪一國「共和」後不是一再又一再的「政黨輪替」,但「國號」卻百年一律,未嘗變更。然而,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決策層,「頭腦裡面的辮子沒有割掉」,還是「打天下,坐天下」農民起義軍思想,一旦把舊有政權「趕到了一群海島上」,便忘記了封建帝制已成明日黃花,還是按照劉邦、李淵、朱元璋、洪秀全等人的模式「改國號」,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與劉邦與李淵等不同的是,原有政權並未完全殆亡,蔣中正又帶著中華民國這一「國號」播遷臺灣。歷史就是這樣認定,這個「國號」的政權再小,只要具有主權、領土、政府和人民這四要素,它便還構成一個「政治實體」。

譬如1276年之後的南宋王朝,儘管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奮力支絀,但它到了1279年之後,連土地也幾乎沒有了,小朝廷飄泊在廣東新會的外海的幾艘船上。然而直到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之前一刻,中國歷史還承認它的存在。那麼,由於中共在1949年「改國號」另行建國,導致了兩個中國,因而至今海峽兩岸產生了兩個「各自為政」,互不隸屬並呈兩個「國號」的政治實體。

大陸兩岸問題研究專家李家泉在《海峽》雜誌和《新世紀聖保羅大會論文集》撰文說,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初便意識到,更改國號是中共「奪取政權」(政黨輪替)以來最大的失策。他轉引毛澤東的話說,「我生平最不高興和後悔的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沒有繼續延用『中華民國』國號。如果這樣做了,就沒有現在這麼多麻煩事了。」的確,如果當時不更改國號,則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更「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蔣中正及其國民政府如不歸附,兩岸的分治便是「民族分裂」。可由於「國民政府」在台澎金馬有「國號」,有政權、有人民,所以兩岸便形成不同治權所產生的兩個政治實體。

歧見二:關於「終局架構」和「過渡架構」。江澤民先生在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中講:「『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兩岸統一後,臺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不變,他們的切身利益將得到充分保障,永享太平。臺灣經濟將真正以祖國大陸為腹地,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臺灣同胞可以和大陸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共用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尊嚴和榮譽。」

由上可以看到,中共到今天還是堅持兩岸「複談」或對話,必須遵從「終局架構」的準則和模式,而世間一切事物均難以一蹴而就,海峽兩岸從1895年至今,除1945年至1949年短暫統一過,已有103年分治。一個多世紀的隔膜與隔閡,以及大陸政權種種的負面作為,導致臺灣民眾對於「終局架構」嚴重匱乏信心。

從1987年至今,雖然兩岸的交流勢成澎湃,但敵對狀態並未消亡,依然是對峙勢態。所以只憑藉14年的經濟文化交流,便企望「一舉」而成兩岸終局架構談判,顯然是頤指氣使,一廂情願,並沒有從實際出發。

全面考量海峽兩岸當前的情勢,必須負責任地顧及兩岸分治現實,以關係正常化為大階段性目標,嘗試建立「過渡架構」,暫且不涉及「終局架構」。為達成兩岸關係正常化,首先就要雙方時時事事務實考量,真誠刻意地尋找自身的盲點與誤區,從善如流,只有找到承認並克服種種盲點,兩岸才能探討出共同點與交集點。有了交集點,才會有共識:有了共識,才會複談;有了複談,才會走向關係正常化。今天,兩岸關係的第一要務便是對於雙方關係進行定位。

複合一中 定位之終

《呂氏春秋.察今篇》云:「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所以古代哲人告誡:「不辨正誤,則不知進退」。當前兩岸關係如何定位,關鍵在於「中華民國」應該怎樣定位。李家泉先生在《對台實行「一國兩制」的「國號」及相關問題探討》一文中說:「『國號』問題確是兩岸關係中的一個難點。過去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作為中國大陸研究海峽兩岸關係的「首席專家」,他在該文中講:「目前的臺灣,國不國,省不省。你說它是『國』,然而它確實是中國的一個省,並且還是一個較小的省;你說它是『省』,它又從中國大陸帶去一個什麼『中華民國政府』,並且自稱『中央』,下設人為的『四個省級單位』」。

他揶揄道:「現在臺灣在所謂『國號』稱謂上,幾乎已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包括對中國大陸主權的『中華民國』。有所謂『中華民國在臺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還有所謂『第二共和國』」。面對兩岸關係中的中樞問題──國號,李家泉先生建言:「以『中國』為涵蓋兩岸的國名,可以列為首選的考慮方案之一」。兩岸若天遂人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時和平統一了,許多愛國學者皆建議兩岸統一後的「國名」為「中國」。但在統一前,若是兩岸合稱「中國」,則這一大號只具有領土意義,只具有非政治性內涵。

所以,從當前兩岸各自擁有的行政權來看,「中國」一詞,只可解釋為「專指我國家全部領土,不作他用」。李家泉先生提出另一個解決原則頗具真知灼見,他說:共同處理好統一前的「過渡期」,建議臺灣可以暫用「中國臺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或「中國臺灣地區民主自治政府」。李家泉先生說得對:「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過來影響存在,兩者完全是辯證的關係。

由於兩岸長期處於分割對立狀態,有些人想從『獨立建國』方面謀求出路,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危險的。這說明兩岸問題,必須加強溝通、對話,力爭早日和平解決。否則『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有可能使臺灣的『獨』火越燒越旺,使『一國』和『兩國』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從而可能導致兩岸中國人的骨肉相殘和外人得利,這將是兩岸各方都不願見到的」。

海峽兩岸關係最準確的定位,其實已由江澤民先生在2001年10月29日予以界定。他在會見臺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和副主席王曉波時,中肯地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國號之爭,其實都可以Simplify(簡稱)「中國」,不必做無謂的爭執。這一見解不啻空谷足音,可謂一錘定音,可惜不知何緣何因,沒有隨之而來的闡述專論,沒有在理論與實踐上予以落實。

「落而不實,等於不落」!汪道涵先生認為:「一個中國」是前提,是原則,還是議題?我提議用「主題」。在中國權威辭典中是這樣解講「主題」一詞:所指的是中心思想,是一件作品或一個事物的靈魂與核心。汪道涵先生認為,對於「一中」要有解釋,要深入精微,入情入理。根據二十年來對於兩岸關係及中外歷史研究的心得和成果,筆者認為只有「複合一中」這一定位,才能準確、客觀、真實地,為兩岸現實關係進行寫照。也才能科學地深入精微,才能入情入理,讓「一個中國」成為主題,讓每一個有理智且祈盼兩岸和解,達成關係正常化,且進而實現和平統一的中國人額手稱慶。

在政治學中有「複合國」這一概念。據臺灣文化圖書公司1992年出版的《最新國語辭典》696頁「複合國」條目上的詮解:「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國家特性的社會相結合者」。複合國這樣一種國家特定狀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屢見不鮮。

以我國為例,東周末年,儘管諸候征戰,「禮崩樂壞」,周天子名存實亡,日漸衰落,但在名份上還是「國王」,還是「天子」。秦、楚、燕、韓、趙、魏、齊這「七雄」各自為政,各自為國,與周天子分庭抗禮,並不朝貢。那麼這時的華夏大地便形成「複合國」形態。再以東漢末年為例,漢獻帝劉協從名義上講,還是「大漢皇帝」,但魏蜀吳已成為「政治實體」,三足鼎立,相互征伐,漢獻帝毫無掌控之力。這一歷史階段,亦即到「降孫皓三分歸一統」,中國這塊土地也呈現「複合國」的形態。往近現代史看,1931年,中共在江西省瑞金的葉坪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大陸的黨史研究部門,對於這個以毛澤東為政府執委會主席的「共和國」,一直推崇有加。的確,這個政府存在到抗戰全面爆發的1937年,那16年來,始終是一個「政治實體」,獨立於以林森為主席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儘管這個政府不為「國民政府」所承認,但其在「蘇區」有政府、人民、權力和土地,所以上述的16年間,中國也呈現出「複合國」形態。這一歷史事實,不是任何人可以否定的。這樣的史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

從世界歷史上看,「複合國」形態也是能夠信手拈來,譬如古代的希臘和羅馬,近代的德國普魯士時代、日本幕府時代等等。最近的事例,就是2002年底引起全世界關注的塞浦路斯問題。「北塞」叫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南塞」叫作「塞浦路斯共和國」。儘管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南塞」,但要真正解決塞浦路斯問題,就要正視現實,認定這個地中海的島國為「複合國」,這樣希土兩族的衝突,才可望得以最終解決。

多少年多少代,世人皆以為中國人具有出人意表的創造性思維,和特殊奇妙的行為方法,中國人亦以此為然,並引為自豪。歷史的經驗一次次告訴人們:「給對方留存充分餘地,就是為自己製造無限機會」,「為對方營造前行之路的同時,也為自己創制了廣闊的迴旋空間」。今日海峽兩岸的一方竭力摒斥「一中」,固然讓臺灣一部分人孤芳自賞,心理滿足,但也局限了臺灣的發展機會,使自身難以長足進取。另一方對於「一中」的解讀,固然窘困住了臺灣,但同時這也於無形之中束縛住了自己,使雙方愈益僵持,難以找到一個可下的臺階。

由是,兩岸自我訴求的原則和政策,無異於緣木求魚,把自己和對方纏繞進一個無解的困境之中。與此同時,日美等國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對於台海兩岸的關係攪擾得更是波詭雲譎。從而使兩岸的關係定位難解、無解。於今之計,為掀開冰山之一角,雙方領導人理應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反覆考量台海兩岸後指出:兩岸目前的局勢相當嚴峻,僵局拖得太久,將會非常危險,兩岸應該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中國的方案。合攏(統一)將是一條長遠的道路,但是背離(分裂)將會導致衝突,結果將會是一場災難。旨哉斯言!我們在祈願兩岸決策人虛懷若谷,誠心總結檢討自身政策,智圓行方,大幅度調適方針,勇於且善於自我突破的同時,本著「求名應求萬世名」的理念,以創造性的思維,再次提出「一個中國」的方案。

我們認為,這一為當前海峽兩岸關係進行準確定位的詞語就是──「複合一中」,也就是在一個領土、人文、血緣的中國概念下,兩個具有國家特性的政治實體的相結合體。南北韓為什麼能邁出和解的關鍵一步,根本原因就是「南北韓都堅持一個韓國的立場」。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上已公認「兩個韓國」,兩韓也分別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正是由於有了「兩個韓國」,所以才有兩韓「堅持一個韓國的立場」,兩韓現狀與兩岸現狀有不同之外,也有相同之外。

兩岸雖然分裂分治,卻從來沒有宣示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分割,因而還是「主權一中」,還是「領土一中」。然而近53年來,兩岸的治權又是分離的,分別由兩個政治實體在治理,誠如李家泉先生所言:臺灣可以暫用「中國臺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那麼與「中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複合於一起,相加於一起,重疊於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就是「一中概念下的複合共同體」。中共方面的「新三條」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這裡也並沒有矮化臺灣,而且意味著大陸方面承認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兩岸可以在平起平坐的條件下進行協商。這些雖然屬於「無奈」,但已充滿「大仁在於同根,大義在於同源」的話語,明耳人一聽便知其「懷德以求,懷誠以待」的善意。但由於表述尚不明晰,尚不全面,所以至今未被對方接納,所以陳水扁先生才說出「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樣「主語錯位」的話語。他問:「如果『一邊一國』的說法有問題,要如何才能表現出事實,並得到大家的理解呢?」現在就可以明確地告知陳水扁先生,只有「複合一中」才能「表現出事實」,這才是歷史的真實,這才是現實的真實。

公投立法 悖於理法

在近幾年舉行的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統大會上,關注兩岸和平大業的、忠於祖國的學者認為,所謂「台獨」是當今世界上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回顧和環視近世全球要求獨立的地區,無一不是因為種族或民族矛盾而引致的,而臺灣與祖國大陸「同宗同源同文同族」,是典型的「一家人」,只是緣於長期隔絕,疏於交往,進而導致缺乏互信、相互敵視,久而久之,致使一部分本具「皇民情結」的臺灣人士本土意識抬頭,愈演愈烈,從而杯葛統一,要求獨立。

陳水扁先生於2002年8月3日提出「要認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8月11日、30日,9月8日。他又表示「公投急迫」之論「決非一時興起」,「臺灣人民有權」進行「公民投票」,要加速完成「公民投票法制化」。陳水扁先生此言差矣,實際上無異於蒸沙作飯,「臺灣前途公投論」在法、理、情三方無一可通,擇其大端而論,其大謬不然有六:

一是「民族自決」範圍不適用於臺灣,其普遍意義是指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也泛指一個民族不受外族統治干涉,決定和處理自己的事物。

二是「住民自決」不符合「國民主權」原理。這也是國際法中,涉及國家的「全意志」可否任由部分人民自行決定去留的問題。這一問題,對於每個國家都是一種挑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森就明白了這個道理,他說:「臺灣的未來,將由兩岸的中國人來共同決定」。

三是臺灣並非「地位未定」。

四是國際法不承認「民族分離」。

五是臺灣人民不同意「民族分離」。

六是國家實踐不容許「民族分離」。

這第六點明確昭示,在非殖民地範圍之外,一個國家的局部地區進行其前途和歸屬的「住民自決」,可定性為「民族分離」,直接影響並威脅該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無一例外會受到國際社會有關國家實踐的強力反彈和全力反對。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譬如伊拉克的庫爾德族鬧獨立,尼日利亞的比夫拉地區鬧分離,英國北愛爾蘭和西班牙的巴斯克族鬧脫離等等。

這裏僅以加拿大的魁北克為例。該國境內的魁北克省,法裔居民占80%以上,他們的「民族分離」運動主訴求魁北克獨立。自二十世紀中葉即開始有綱領和組織的獨立行動。1980年與1995年兩次舉行魁北克省公民投票,先後獲得40%左右和49.44%的支持。加拿大政府以及國際組織均公告其無效和非法。

1998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發佈法規:魁北克作為本國的一個省,有關獨立之事不可自行決定,而必須得到聯邦政府和其他各省的認可。1999年12月,加拿大聯邦政府頒佈了「清晰法案」:魁北克省今後若再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無論何種結果,必須完全得到聯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2000年3月,這項法案在國會通過。因而,加拿大的「分離危機」被法律嚴格限控,再有鬧獨立者,將會被立即繩之以法。

「台獨」分子恰似城狐社鼠,雖然他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鬧越凶,但評估其實質,還是「大愚若智」。他們熱切希望美國支援。作為全球範圍內非殖民地化運動的開拓者,美國獨立後,始終如一地擯棄和排斥國內的「民主自決」。美國憲法等四條第三款規定,國會有權調整州際關係中關於管轄區域的爭執,但不可以變更領土的國家歸屬。美國可以增加新領土,但決不容許任何方式喪失現有領土。

爆發於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正是由於南部各州通過「民主自決」,妄圖獨立建國而燃起導火線。林肯之所以英名赫赫,威望排名於美國歷屆總統之首,蓋因為他在南北戰爭中,領導美國人民,冒著槍林彈雨去戰鬥而維護了統一,他自己亦為國家統一而獻身。在其傳世的「裂屋」演說中,他大聲疾呼反對使「屋子倒塌」、使「聯邦解體」的「罪惡分裂」,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永不消逝的國家統一最強音。

維護統一、反對分裂是美國人民及政府的金科玉律,為使這一原則不可動搖,他們沒有理由支援中國內部由繩營狗苟「台獨」分子們所大肆玩弄的「民族分離」。對於「台獨」分子的行徑,美國白宮與國務院正式表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未變,美國「不支援臺灣獨立」。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2002年5月15日在華盛頓,言簡意賅地陳述了美國的「底線」:「美國無意也無願望把臺灣與大陸分離,讓臺灣獨立。和平解決是唯一的辦法,布希總統的政策很清楚,即他支援一中,不支援台獨,不贊成以武力解決分歧,主張兩岸的歧見應和平解決。」

理智地面對現實,不作情緒性反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海峽兩岸政策上,美國始終以其國家利益為第一考量,美國絕對不允許「台獨」分子的倒行逆施,危害其國家利益。因此,指望美國「插手」來促成「台獨」,只不過是某些人的一枕黃粱。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大陸「三個文明一齊抓」,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都將有新的起色,從而導致中美之間的利益與美台之間的利益落差日趨擴大,美國決無可能犧牲其國家利益,而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去為不可能實現的「台獨」而庸人自擾。

所以,兩岸問題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究柢就是一句話──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說到底,台海兩岸問題的解決,最靠得住的還是兩岸中國人的創造性思維,和兩岸互信的逐步建立。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2002年6月1日在出席於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議期間,「旗幟鮮明」地縱論了美國對兩岸問題的「底牌」──「兩岸任何一方,都不能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包括兩個基本原則;不支援臺灣獨立;反對對臺灣動武」;「反對動武,美國立場毫不含糊;而同樣明確的,是美國不支援臺灣獨立」。美國這一堅定不移的立場,在江澤民先生2002年10月訪問美國時,布希先生也當面向他誠摯地做了上述表述。這一點陳水扁先生實際上一清二楚,因而他懇切地坦言:「我應該不只是臺灣本地的總統,也希望能夠對海峽兩岸、對華人世界、對中國的歷史,都能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2002年6月中旬的這次對於一個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詩人的談話中,陳水扁先生還聲言,臺灣是一個「核心」,「希望能夠作為未來中國大陸民主的燈塔」。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在近年來,「漸進式台獨」已邁向「跳躍式台獨」,「隱性型台獨」已走向「顯性型台獨」,同時也聽到「臺灣要走自己的路」和「去中國化」等「台獨」叫喊甚囂塵上。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臺灣正義力量的不斷增長,聽到陳水扁先生喋喋而言:「共同創造像南北韓一樣的歷史性握手的一刻」,「為海峽兩岸人民,做出最大的付出和貢獻」。多次聽到他不無焦慮地說:兩岸人民應該拿出足夠的智慧與創意,共同尋找「一個能為兩岸所真正接受的『一個中國原則』的真正涵意,為什麼我們不能繼續努力?」那麼,導致這種「政治反差」的根本癥結何在?我們不妨作一「拋磚」論:今天兩岸「各說各話」的關鍵所在,是中共把統一作為鬥爭手段,而臺灣將民主作為政治工具。雙方在兩岸關係上,都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主體原因之一,源於各自的發展階段和思維方式大相逕庭。

今天,中共已對臺灣方面的「軟硬不吃」感到無可奈何,感到怒不可遏。同樣,臺灣方面認為中共方面只知「一味打壓」,感到委曲難忍,感到無地自容。因而,今日之雙方因為法理層面的「一中」原則,與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並存的事實,使得任何一方都片面地依循自己的需要來指述情勢,從而導致盲人摸象,各執一詞,至今已爭論得精疲力盡,皆感「羞惱難言」,臺北認為北京不仁,北京認為臺北不義。矛盾的日積月累,使臺灣分離主義勢力有了可乘之機,他們認定和煽動「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於是就鼓躁「台獨」,漸漸形成「獨流」。

目前,只有「複合一中」這一兩岸關係定位準則,能夠為雙方打破禁區、消弭誤區,開闢一條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廣闊道路。這一準則被雙方誠心誠意地接納和體認,才能厘清兩岸問題的種種迷霧,雙方自然可以「坐下來」,「什麼都可以談」。對於大陸而言,統一是要務,真統也好,假統也好;實統也好,虛統也好,只要能統便行。對於臺灣方面而言,真獨最好,但獨立又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美夢,那麼「維持現狀」就好。如此這般,「複合一中」從實質上分析,正是「名義一國,維持現狀;一國兩治,和平競爭」,兩岸在關係完全正常化的條件下相互幫助,優勢互補,兄弟競爭,共同發展。俟若干年良性互動之後,一旦時機到來,再議統一大業。

廓然大度 難關共渡

2002年7月5日,錢其琛先生對來訪的臺灣企業家說,兩岸間直接通航、通郵、通商,是兩岸經濟發展和各方面交流交往的客觀需要,與兩岸民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本來是一個經濟問題,不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干擾。只要把兩岸「三通」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儘早可以實施,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同年7月7日,汪道涵先生指出:儘快實現兩岸直接「三通」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當前只要把兩岸「三通」視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物,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上面兩位中國大陸「兩岸問題最權威專家」的話語,對於兩岸關係的正面推進,無疑是巨大的動力。臺灣方面最希冀「兩岸能像兩韓一樣」,舉行沒有預設立場的高峰會議。

的確,兩韓的「兩金會議」是未預設前提的,金大中先生多次強調指出「見面是無條件的」。在金大中動身赴北韓之前,南韓有人提出一個「前提」──「北韓若欲獲取南韓的經濟援助,必須協助離散的家庭團聚」。這個目不見睫的「預設立場」為金大中斷然回絕。但「兩金會談」前,雙方的共識卻是木本草源──「南北韓都堅持一個韓國的立場」。

今天,筆者提出從實際出發而提出的「複合一中」論,傳遞予兩岸最高領導人,若雙方相互尊重,彼此對等,則應欣然同意基於客觀事實和歷史科學的「複合一中」論。彼此心照不宣而達成此一共識後,雙方即可舉行不預設前提的對話和談判。陳水扁先生為何強調「不預設前提,兩岸什麼都可以坐下來談」?因為他如果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前提」,無論是那一種「前提」,他就等於在「對壘」中先輸了一招,氣勢便低矮一截,那麼臺灣方面視之為接受了「城下之盟」。如果雙方默契於「複合一中」,在「建設性模糊」的大前提之下,對於祖國大陸來說,既有了「一中原則」,又有了兩岸關係的定位,從此不再治絲而棼,應該說「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對於臺灣方面來說,「複合一中」論的新穎而巧妙的提法,終於讓「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有了交融而相容的空間。在這一集苑集榮的「雙贏」理論導向下,雙方自然可以很快「複談」,而且對話的速度、力度、廣度和深度,將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不僅可以簽署和平協定,結束長達半個世紀有餘的兩岸敵對狀態,而且能夠一舉而實現兩岸關係的完全正常化。此後的兩岸關係將邁向一個全新的階段,雙方的合作與競爭,必將撥正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極大地促進中國「六個現代化」的進程。千古罪人和千古功臣有時只在一轉念之間,今天的兩岸決策人應該換位思考,應該多角度觀察與思考,只要雙方各自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出發,踵事增華,大力調適和改變思維,兩岸的僵持狀態一定能夠打破,兩岸的關係一定能夠開闢一個全新的天地。

求同存異 求仁存義

《太公兵法》語:「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今天要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雙方理當「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錢其琛先生在2002年7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講,「一個中國」並不是「非彼即此」,不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上打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所表達的範圍差不多,在這個範圍內,就是一個中國」。

1999年4月,汪道涵先生在上海對臺灣學者談到:「臺灣方面說出『一個分治的中國』,為什麼不提出『一個中國的分治』呢?」有智者言道:「力憑理壯,理憑力伸,無理之力必折,無力之理不伸。故謀國者,不可一日不培力,不可一日不講理」。海峽兩岸關係定位是「大理」,這個「理」實際上非常清楚──就是「一個中國的分治」,就是「複合一中」──1949年10月1日至今,在一個領土、人文、血緣中國概念下的兩個政權,分別治理著中國大陸地區和中國台澎金馬地區。

古人說:「孤莫孤於自恃,敗莫敗於多私」。兩岸領導人只要不自恃,不多私,揆情度理,求真務實,就會明晰「複合一中」的真理性和可操作性。

中國的事為什麼格外難辦?辛亥革命前,宋教仁在1903年10月作《出亡道中口占》:「滿地腥羯歲月過,百年胡運境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無奈漢兒不肖多」。幾千年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有其世界各民族難以比擬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傳承,但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這些個劣根性令人扼腕而歎,其中之一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納粹入侵蘇聯60周年紀念日上凜然而言:「世人在瞭解吾國吾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艱難,以及我們在前線取得的經驗後,才可以瞭解俄羅斯。否則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對軍隊以及捍衛祖國者的特別態度假如不知道納粹德國入侵,使兩千萬俄羅斯人喪生這一點,就無法體會到俄羅斯的民族尊嚴和民族主義。」

而反觀中國之兩岸的民眾和政府,對於日寇「殺我人民,侵我國土」的獸行,對於日本軍閥殘害三千多萬中國人的滔天大罪,義憤填膺而不共戴天般切齒痛恨的,至今又有幾人?日本即使傾國力對中國人民進行戰爭賠償,也不足雪中國國恥於萬一,只是稍平沖天怒氣而已。而專制者卻居然敢於冒華夏之大不韙,悍然獨裁:放棄對日本進行戰爭索賠。此舉實乃亙古未見之大愧大怍!李登輝居然恬不知恥地說:釣魚臺群島是日本領土。僅此窺豹兩般,足以見中國人在民族性上,某些極其頑劣的負面。

日寇於1895年,從滿清朝廷手中攫取了中國寶島臺灣,一面殘酷鎮壓當地民眾的反抗,以鮮血淹沒了臺灣人民的「反割台鬥爭」。另一面大肆摧殘中華文化,強制推行殖民地教育,藉以培養忠實執行其侵略政策的高級奴才,和任憑其驅使的「順民」。

長期強烈的殖民意識的滲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畸形。所以,今天,我們的反「台獨」鬥爭,還是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抗擊日寇侵略的繼續,還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延伸。由於海峽兩岸近若干年來「親日」氛圍的膨脹,尤其是臺灣朝野,長期以來無視對於殖民地教育的歷史垃圾進行清理。

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死抱著殖民意識不放的殖民地宗主國殘渣餘孽,與本島由殖民奴化教育薰陶生成的「新時代漢奸」,在情結精神上朋比為奸,泛濫起「台獨」之毒液,嚴重阻礙著中華兒女促進兩岸關係正常化和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無情的現實,不得不使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痛切感到,有必要重新檢點歷史,徹底肅清賣國主義和殖民地教育的荼毒餘臭。

兩岸關係正常化暨中國完全統一,是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一道難題。應當承認,即便是兩個企業合併,也不會一蹴而就,也會有一個文化整合的艱難過程。因此,我們應該將兩岸問題,視作中華民族在歷史進程中必然遇到的考驗和挑戰,這是對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禮義之邦」政治智慧與文化水準的衡量和評定。

中國人只有經受住這一「大難題」的考驗與洗禮,才能向世界宣示,中華民族有資格、有能力,在這個「小小環球」上重新崛起,迎來偉大的民族復興。同時也證明了中國的兩岸,有資格成為全球「文明的衝突」和地區的衝突時,可以效法的求取和平的樣板,從而使中華民族為全世界作出更為巨大的貢獻。

臺灣當今的主流民意認知:臺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中共「一國兩制」、「一國三制」等開列出的條件再好,但要當我們的「老闆」,對此我怎麼肯俯首稱臣呢?「一國兩制」不是條件好壞的問題。你再為優裕的條件,我要是全盤接受,那我就變成你的一部分了,也就無法再跟你談條件了!據馬英九先生轉述錢其琛先生的話語:一國兩制是否一定實施,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先生連年大聲疾呼:「臺灣與大陸不但無仇無恨,而且是同根同生,兩岸間對一個中國所持的觀點雖不同,但並無根本性的差異存在,臺灣政府應坦然接受大陸一中的主張!」

筆者認為,只要具備上述認同,本著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兩岸均應充分體認「複合一中」的求實性和科學性。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位置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實存在是荒唐而可笑的。同樣的,自1971年至今,居於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位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無視中華民國的真實存在,同樣是荒唐而不智的。只有承認,才有尊重;只有尊重,才能對等;只有對等,才能對話;只有對話,才能和解,才能邁向關係正常化,才能逐步邁向統一的殿堂。

在兩岸真正認同「複合一中」──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有效治理中國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有效治理中國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這樣的兩個政治實體之後,雙方的領導人應以大有作為政治領袖的精神,面向未來的「新新中國」,以「成功在我,舍我其誰」的強烈責任感、使命感與宏大魄力,本著「通權達變,計日程功」的原則,大力推進兩岸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著大道理和小道理之爭,一切大道理都管制著小道理,一切小道理均應服從大道理。求同存異,所指的便是求索體認大道理,而同時允許小道理的存在和探討。當前,處理海峽兩岸的大道理及具體做法,大致應遵從下列程式與步驟:

一、兩岸政府充分考量客觀現實,以理性的心態和科學的認知,衷心擁戴法理層面的「一個中國」原則,同時尊重現實層面上兩岸並存的兩個合法政府。在此務實理念的默契下,兩岸政府在近期宣示,確認由上述兩層面構成的「複合一中」客觀事實,確認大陸與臺灣同屬於「我國家全部領土」之神聖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目前的分治狀態下,儘快展開政治談判,達成關係完全正常化,在求仁存義的親情下,最終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其階段為:

甲:近期「共識階段」,亦即雙方確認「複合一中」,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兩岸複談、交流、大三通,保留一定程度彈性與模糊空間,以積極進取的主觀能動性,建立最大限度的共識與互信。

乙:中期「互信階段」,亦即在開誠佈公的對談中,確立「複合一中」的穩定框架,簽署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實現完全關係正常化,也就是「一國兩治之實現」,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並立於世,和平共存,欣然競爭,攜手發展。

丙:遠期「統一階段」,亦即兩岸不斷整合、靠攏,逐步完成相關的立法及修憲,其中包括《海峽兩岸關係法》暨《中國和平統一大綱》等。直至最終實現「一國一制」的和平統一。

二、於「互信階段」,兩岸政府共同組成「中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內設對等的「中國大陸委員會」和「中國臺灣委員會」。作為兩岸關係正常化下的雙方關係調整與運作機構,這一具有權威和權力的對接部門,「什麼都可以談」,不僅研究和調適當前的交流與統合,亦部署與研討未來「新新中國」的建國大綱與建國方略,激發和調動兩岸中國人早日實現完全統一的創造熱情。

三、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發展「共同市場」,實現經貿、科技、文化、教育全面交流與融合。

四、在與世界各國的互動中,雙方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協調合作,相得益彰。在國際上面向未來,真誠互助,創造雙贏。

孫中山先生慧眼獨具,他尖銳地指出:「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近53年來,海峽兩岸爭執連連,姑且不論。但「一國之爭」萬萬不可含糊。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一要拋棄「台獨」這一「鑽水求酥」的決不可行的行徑,二要痛捨「掩耳盜鈴」的心理盲點,認同「複合一中」這一兩岸關係的正確定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面對不大進則大退的兩岸現狀,雙方決策人當以時不我待的勇氣和緊迫感,達成「複合一中」之默契,進而「見面是無條件的」,立即複談、對話,一旦實現關係之正常化,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兩岸「合為一氣,一致進行,排除障礙,統一中國,將來定可為世界一等強國」。

中山先生一再申明:「欲得統一尚須大家奮鬥。今後奮鬥之器,不以槍而以筆」。他認定:「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他真切「希望中國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祈願中國的政治領袖「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

我們期待著兩岸關係儘快正常化,我們更期待中國和平統一那一天早日到來。欲實現這真正中國人的殷殷期盼,應該從兩岸領導人確認「複合一中」肇始,義無反顧地直面現實存在,中國的光明坦途就牢固地奠定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念茲在茲的「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必定迎來一個天保九如的嶄新階段;我們身處的二十一世紀,必「不得不為中國人的世紀」!

二○○二年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