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為國共內戰爆發七十周年而作

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為國共內戰爆發七十周年而作

楊本華

中國大陸歷史學界在“解放後”最感吃力的研究領域就是中國現代史。他們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其中現代史的下限為1919年的五四運動,上限為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在“中華開國五千年”的歷史滔滔長河中,這段大陸史學界認定的“中國現代史”滿打滿算只有三十年。可這區區的三十年卻是最難“以史實為依據,以考證為準繩”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在“以論帶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牽制和引領下,也就是在“立場、觀點、方法”的操控下,這一段歷史被嚴密掌制,嚴格按照“有關部門”給出的觀點進行圖解,沒事實找事實,每當事實不利於中共時,則“文過飾非”,不僅人為地設置了許多“禁區”,而且對史實任意進行裁剪、添加、篡改。最不濟的手法也是玩弄文字遊戲,以他們獨門絕技的修辭法,對史實進行修飾和遮蔽。其實說穿了,所謂被修辭遮蔽,亦即被巧舌如簧的謊言所遮蔽,致使近六十餘年來,在中國大陸所看到的林林總總之中國現代史,基本上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言辭閃爍,指鹿為馬”。

歷史謎題 尋凶溯惡

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思想解放運動持續湧動,實際上正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進入社會科學領域,進入歷史學界。這是無可阻擋的普世價值大潮湧來的前奏,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生活乃至歷史進程。以中國現代史的“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思潮為契機和突破口,人們看到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學術”這一亮點正在破冰而出。一段時間以來,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與北洋軍閥執政的研究和北伐戰爭以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研究都有不少嶄新的觀點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抗日戰爭這一國人最為關注的史學領域內,更是取得了讓國人額手稱慶的成績。筆者近日通讀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集體編撰的《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分卷《抗日戰爭(1937-1945年)》就大受啟迪,大為感歎:只有真實無誤地書寫這一段血與火的歷史,才能向國人自豪地揭示出中華民族的堅強不屈和自強偉大,中國人能夠從中體認到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是值得無比自豪的。

經過多年來不懈的研究和揭秘,抗日戰爭的歷史真實大致上被公諸於世,人們清楚地看到了在“抗戰八年整”的無數次大小“會戰”,看到了每戰“皆為屍山血河”,知道了“國軍是抗日戰爭中無可辯駁的中流砥柱”。抗戰勝利了,中國人吐氣揚眉了,一舉成為“世界四強之一”。聯合國成立了,中國成為這個國際組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五國之一。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認為,全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建立之後,中國將走上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的康莊大道,共和、文明、進步、團結的一個全新中國正在大步向著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走來。振興中華的理念將被全面而徹底實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 判斷和願望是善良美好的,然而現實是殘酷兇險的。抗戰勝利尚不滿一年,國共兩黨的內戰全面爆發,從1946年初夏時節到1949年底的三年多時間裡,兩黨為“打江山”和“保江山”而殊死拼殺,山河蒙難,人民塗炭,慘烈殘酷,不可言狀。這一場從理論上說本不該發生的大內戰,為何大爆發?交戰雙方誰是蓄意挑起者?這些個問題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始終是一團團迷霧。近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官方、史學界和所有的出版物,眾口一詞,言之鑿鑿,一口認定是“國民黨反動派全然不顧中國人民在抗戰後希望和平的願望,不顧各界一致反對內戰的呼聲,悍然撕毀《和平協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一手挑起內戰,導致全面內戰爆發”。於是中共所說的“解放戰爭”或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戰,也就是國民黨方面所說的“戡亂剿匪”開始。這場讓中國人民蒙受巨大災難的戰爭,國共兩黨誰個是始作俑者?誰個是處心積慮的發動者?誰個應負首要的責任?也就是說誰個是這場讓中華民族椎心泣血的殘酷而慘烈內戰的罪魁禍首?這個中國現代史上的最重大問題一直是個撲朔迷離的懸案。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筆者綜合近年來的關於這一歷史謎題的研究成果,探討和解析國共兩黨究竟哪一家才是元兇大惡,才是這一場罪惡大內戰的第一發動者?

八年抗戰 實力逆轉

“抗戰八年整,打敗侵略者”。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軍民付出了傷亡3700多萬人的慘重代價,光是軍人的傷亡就不低於370萬人。作為國民政府的軍隊——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拼命搏殺中,大大小小的“會戰”無數,每戰皆屍山血海,死傷無算。尤其在抗戰初期,國軍大多死守孤城,肉搏格殺,全部守軍與城同殉的壯烈戰事數不勝數。僅舉1938年國軍保衛山西原平之戰的戰例:“守軍與日軍血刃苦戰,每一家屋之侵佔,均使日軍付出極大代價。最後僅留三院。猶與日軍死拼。激戰九晝夜,該旅官兵犧牲殆盡,旅長姜玉貞于此役成仁。”正是忻口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淞滬會戰、長沙會戰等二十二次將無數國軍官兵的生命填埋進去的“大兵團作戰”,為保衛我們的國家不亡和民族存續做出了無可替代的巨大奉獻。然而這些悲壯的“會戰”被某些修辭喪盡天良而又十分巧妙地遮蔽,致使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還會被蒙在鼓裡,天真地以為中國的抗戰勝利是“等”來的,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和蘇聯紅軍打敗了日寇,從而“救”了中國,而中國的國軍一槍不發,見了日寇就一潰千里,國人應引以為恥辱和唾棄,什麼“國軍一觸即潰”,什麼“國民黨奉行逃跑主義”,什麼“躲到峨眉山上,等著摘桃子”等完全意識形態化的虛假描述中,國軍將士在正面抗敵戰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業績,在幾句修辭化的謊言表達中化為烏有。其實人們只要不是智障,稍稍理清一下思緒,自然會明白“日寇大舉侵華,直接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損害了國民政府的根本權益。棟折榱崩,政權危殆,面臨即將被日寇推翻和奴役的“最危險”狀況,國民黨作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怎麼會不全力抵抗!誰不抗日,國民黨也必然與侵略者血戰到底。”

抗戰勝利了,國民革命軍的實力也消耗大半,誠所謂“人困馬乏,無力再戰”。國共兩黨力量的對比已呈現勢均力敵的態勢了。日寇侵華,一下子拯救瀕臨全部覆沒的紅軍性命。抗戰八年間,中共奉行“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總路線,處心積慮地不斷發展和可持續壯大。到了1945年8月15日“光復那一天”,中共的正規軍即達到一百二十萬人,連同各地的“土八路”,亦即遊擊隊和武工隊等地方武裝,中共擁有的武裝力量已經逼近四百萬人。控制著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以及“甯滬杭”的大片敵後根據地。這個時候的整體形勢的有利一面,已在不經意間向中共傾斜。日寇雖已投降,但國軍前此節節退守,已被逼仄到西南一隅。這樣,國軍在兵力上雖然比共軍多兩倍,武器裝備也先進得多,但若將地理條件、官兵士氣與疲勞指數等因素綜合在一起考量,雙方的差距大體上已呈接近的態勢。作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一代梟雄,毛澤東對於國共雙方實力反復揆度權衡,他得出一個結論:國軍經過1944年與日寇血拼連月的豫湘桂大戰,損失慘重。這之後中共標榜“和平民主新階段”,鼓吹“建立聯合政府”,這就贏得了“第三勢力”,也就是中間黨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經過一番非同凡響的老謀深算之後,毛澤東一錘定音:無論從哪一個層面上觀察與分析,自己都有了挑戰乃至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強勁底氣了。這樣,早在日寇投降前八個月,亦即1944年12月,在一份中共的檔上,毛澤東揮筆寫下了“重要批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面對“我長敵消”的形勢,毛澤東逐漸下定決心,放棄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原定方針,著手部署以中共掌權來代替國民黨掌權的重大策略步驟。無論怎樣講,從軍事韜略上謀劃,面對著抗日戰爭尚未勝利,毛澤東以一代奸雄的氣度,向“同志們”表示,對於“奪國民黨的權”這件事,要先“忍一口氣”。他告誡黨內“在他打日本的時候,我們也是忍一口氣,不提打倒蔣介石”。

史達林令“不許內戰”

1945年4月23日,中共在延安開了“七大”,這時的國共實力已經全然呈現出明顯大逆轉。面對德國法西斯的潰敗,世人都明白“小日本已然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所以在寫“七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明確地落筆而言:現在連美國記者和國民黨實力派,“這些人都說天下是我們的”,在七大的“報告中我們沒有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們共產黨人,卻要“有這股神氣”。既然要奪天下、打江山,當然要“力爭外援”,“特別是偉大的蘇聯援助我們”。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一定反蘇,蔣介石必定反共。我們需要蘇聯,蘇聯也需要我們”。他信心十足地說:“中共的力量已經空前壯大,幾年後就有問鼎全中國的可能。無論從哪方面考慮,史達林這回都不會不援助了”。他面對“七大”的幾百名代表,拿右手比劃著自己的脖子說:“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國際援助,一定會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原來審時度勢,反復分析,認為到1946年度抗戰才會勝利。突然,一個讓中共手舞足蹈的喜訊傳來: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軍出兵中國東北了。8月15日,萬惡的日寇投降了。中國方面原本計畫的對日敵後大反攻尚未全面展開,抗日戰爭就結束了。這一“意料之外”的形勢之快速發展,讓國共兩黨措手不及。從“九一八”算起,抗戰進行了十四年,中國需要和平,需要休養生息,需要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光復那一天”,蔣介石邀約毛澤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共商國是。毛澤東當然不敢也不願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舉行“虎口會商”。中共中央為此立即通告黨內:蔣介石一面罵我們是人民公敵,一面請毛主席往渝,這“完全是欺騙”。不談就意味著一個字——打。毛澤東毫不怠慢,立刻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九個團,加上已在熱河省邊境上的幾個團,配備上相當數量的地方幹部,限期開赴東北。中共方面明確了這批共軍的任務是“乘蘇聯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8月20日,毛澤東批准了中共華東局奪取上海的“起義”計畫,他同時指示並部署,刻不容緩地在全國各個大城市組織接連不斷的“武裝起義”,奪取各地的政權,把國民黨政權趕跑,把國民黨軍隊消滅殆盡。

然而,讓身在延安的毛澤東萬萬料想不到一件事發生了 —— 就在他向各地共軍和中共地下黨嚴令在若干座大城市暴動奪權的當天,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給了毛澤東迎頭一棒。電報明確命令他必須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當面談判戰後中國和平問題”。電報斷言:如果國共兩黨再次內戰,那麼中華民族將有毀滅的危險。面對突然而至的史達林“不許內戰”的電報,毛澤東惱羞成怒,內心對於“蘇聯老大哥”極為不滿,永久地“耿耿於懷”。因為他在中共“七大”之上向全黨拍了胸脯,宣稱蘇聯一定會全力援助中國革命,傾力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政權”。而這封主旨是“不許內戰”的電報,幾乎是一個要求中共向國民黨繳械的命令。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俄語翻譯師哲曾認真回憶這件事,當他釋讀了這封電報後,“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另外當時在場的人也回憶道,毛澤東看到史達林“不許內戰”的嚴辭電令後,“大發雷霆”。當然,毛澤東的“堅忍耐煩”是一般人所無法比擬的,他忿懣歸忿懣。但史達林當時作為中共的“太上皇”,其權威是不容挑戰的。毛澤東本著“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的古訓,知道“不忍辱就不能負重”,還是委曲求全地接受“聖旨”,決定去重慶與蔣介石見面。他給蔣複電道:“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

在莫斯科的督促下,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終於舉行,毛澤東與蔣介石也見了畢生的最後一面。然而,毛澤東對此卻憤憤不平,一再氣惱地說,史達林要求他必須去重慶,其實質就是“不許革命”。毛澤東曾一再得意地講:“那個時候,我是不想去重慶的。因為史達林執意要求,我還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但對於他的‘不許革命’,我們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戰,便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也就是說,重慶談判,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內戰不過延緩了半年多,到了1946年6月,毛澤東迫不及待地正式指揮打響了“解放戰爭”。

發動內戰,奪取政權

這次中共歷史教科書稱為“第三次國共內革命戰爭”的內戰的始作俑者自然非毛澤東莫屬。1946年6月,羽翼豐滿且萬事俱備的毛澤東給北線的晉察冀軍區下達了一個名為“三路四城計畫”的作戰命令: 立即奪取平漢、石太、同蒲三條鐵路線,同時奪取保定、石家莊、太原和大同等四座城市。毛澤東委派他手下兩員大將 —— 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去執行這項“解放戰爭第一大戰”。聶賀兩人領令後,當即決定在晉北戰役後進攻大同,並調集兩個軍區的五十個團參戰。國軍的華北地方部隊七萬人在傅作義將軍的統率下,奮勇迎戰“打響內戰”的中共兩路大軍。中共一下子調集十萬人,大兵團集結進攻國軍,這在中共建軍將近二十年的戰史上尚屬首次。共軍在居於絕對優勢的戰略態勢下,氣焰萬丈地撲向傅作義部。在這場國共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拼殺血戰中,聶榮臻與賀龍在軍事指揮中接連出現兩次關鍵性錯誤,以至一敗又敗,不僅未能攻下大同,先前佔據的集甯也被國軍攻下。傅作義將軍率軍從兩面夾攻張家口。這樣,晉察冀一帶的共軍處於戰略急劇惡化的態勢。共軍的西北野戰軍受到華北戰局的影響,也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在極大消除後顧之憂的利好形勢下,蔣介石的頭號嫡系將領胡宗南,以迅雷之勢進攻並佔領延安,一下子使毛澤東及中共中樞機關陷於史無前例的“有驚有險”的危局,落荒而逃,在陝北四處流竄。

毛澤東處心積慮地發起內戰,首先於華北發難,傅作義將軍面對強大敵軍,一展當年能征慣戰的“涿州名將”的風采,將兵法純熟而靈活運用,攻佔集寧,解救大同,夾擊張家口,取得了內戰全面爆發後的第一次重大戰役的完勝。此戰結束後,本不願國共再陷入內戰硝煙中的傅作義,當即給毛澤東拍發了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電文剴切而言:“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搶。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畫,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 你們相信武力萬能,企圖在集甯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最後你們終於潰敗了。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夜,延安廣播已宣佈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誇所謂 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我不相信這是一個軍事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戰力最弱 ….. 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卻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屍體,至少在二萬人以上,我們流著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這封電報寫得何等中肯,何等實在,何等懇切!當時由中央通訊社立刻向全國播發,各族各界的中國人大都知道了這一戰役的真實情況及其來龍去脈。對傅作義將軍肝膽照人的氣節和剛正不阿的品質,名眼且有良知的人們心中自然都有一桿秤,當然相信電文中所陳述的一切。此役之後,毛澤東取消了賀龍的軍事指揮權,貶斥到西北軍區任留守處主任專司後勤,他所統率的共軍晉綏部隊一攬子移權,全部交由彭德懷指揮。賀龍因這一戰的敗北,只能擔任一些個閒職,籌建西北軍政大學等工作幹了一陣子,再無直接統轄軍隊的機會,“解放以後”,才到國家體委謀了一個管理體育的職位。聶榮臻也因為這一戰的失敗,不為毛澤東所重用,再無直接指揮大規模作戰的權柄。當毛澤東看罷傅作義給他這一公開電後,據說是頓足而怒喝:“不報此仇,誓不為人!”朱德則建議毛澤東,將此電下發給共軍全體指揮員人手一份,他氣悶地說:“請將不如激將”,意在今後雪此奇恥大辱。這一仗的兩年半之後,也就是1948年的隆冬時節,北平被共軍四野大軍圍困,傅作義為保住古都不被共軍的炮火摧毀,萬般無奈之下,被迫與林彪和聶榮臻談判,毛澤東終得報了“一箭之仇”。林彪等共軍頭目盛氣淩人,威嚇刁難傅部談判代表。談判代表鄧寶珊將軍、周北峰將軍和樊樹華將軍等人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堅忍不拔,為傅部將士爭得一些權益,最終促成了北平的和平交接。毛澤東雖放過了傅作義一馬,卻將幾年前的“內戰第一大仗”的慘敗之仇施報于傅部“起義軍官”。所謂對於傅作義部“起義官兵”一概“既往不咎”的“白紙黑字”承諾,不過是中共為鬼為蜮的伎倆之一,在隨後的“鎮反”中,傅部大批得到中共頒發“起義證”的軍官慘遭殺害。從這一報復血案中,人們可以清晰地認知,誰個要是天真地相信中共的協定或承諾,誰個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

內戰禍首 不打自招

自從抗戰勝利後,國共鑒定了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之後,1946年1月10日,雙方再次簽訂的《信戰協定》生效。到同年6月,國共兩軍在這五個月中,小的摩擦與衝突時有發生,但能稱得上“全面內戰”的大型戰事,顯然是上述傅作義部與共軍賀龍、聶榮臻所部這一次空前大仗。這次是非分明的戰役,是國共在抗戰勝利後,可稱為全面內戰的第一次大陣仗,顯而易見是共軍主動出擊後打響的,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此前此後的許許多多史實無不對此論斷作出有力佐證。

佐證一: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為抗大師生作報告,他說:“孫猴子大鬧天宮,把天兵天將打個落花流水,我們要學孫悟空,大鬧反動統治者的天宮!”這幾句話即表明他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全國政權的決心已經下定,絕對不會手軟。

佐證二:“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與胡適有過通信之交。依仗著這層關係,在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之後,“重慶談判”之前,胡適作為洞見癥結的大學者,給毛澤東拍發了一封電報,力勸中共決策之人:“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胡適先生其實已判定中共必定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和筆桿子這“二杆子”一定會齊頭並進,“打江山,坐江山”,實現歷朝歷代農民起義軍相同的訴求。但作為一個善良之士,他還抱著一絲希望,企望中共不訴諸武力,不武裝暴動,不“拋頭顱,灑熱血”實行暴力奪權。但胡適的清秋大夢在內戰的連天炮火中灰飛煙滅,胡適本人在“解放前夕”也“夾著尾巴逃跑了”,直到客死他鄉。

佐證三: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七十三歲生日。那天他舉辦了生日夜宴,“中央文革”的成員悉數參加。據在場的關鋒回憶:毛澤東在端杯祝酒時高興地說:“為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乾杯”,“我聽後都怔住了!”關鋒的這一說法還有“四人幫”在上海的幹將徐景賢在他所作的《十年一夢》中有記載: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給我電話,“昨天晚上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到毛主席那裡去了,祝賀主席生日……. 主席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誌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獻詞,你們要很好地思考這個問題。”由此可見,在1946年的國共慘烈內戰爆發二十年之後,毛澤東念茲在茲的還是“全國全面內戰”,他對於這六個字情有獨鍾,正是這六個字讓他打下了江山,按照劉少奇、周恩來、譚震林等人的說法是“主席就是當代皇帝”。他“坐了二十七年江山”,一手遮天,大權獨攬,為所欲為,老子天下第一。

能夠佐證毛澤東處心積慮且積極主動發動“全國全面內戰”的事例不勝枚舉,從他孩提時代在故鄉韶山作詩:“獨坐池塘如虎踞,柳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直到晚年“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歷史上一樁樁、一件件“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事例,從中無不洞悉其奸,清楚地看出他“排除萬難,去爭當皇帝”的決心。

本來抗戰勝利,中國的確具備了進入“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歷史機遇和條件,可主要緣於毛澤東一心一意“打下江山,進京當皇帝”的勃勃野心,中國再一次陷入內戰的深淵泥潭,民族蒙羞,人民塗炭,雙方將士的死傷更是不計其數。面對著三年空前慘烈的內戰,共軍“戰神”劉伯承晚年大徹大悟,深刻自省。他在“解放後”從不主動提起或回憶自己參加和指揮過的內戰,拒絕觀看一切描寫國共內戰的影片。他多次沉痛地講:“我們犧牲一位戰士,他的全家都要悲傷,這給那個家庭帶來多大的損失!同樣,一個國民黨士兵死了,也會殃及整個家庭。他們都是農民的子弟,一場戰爭要損傷多少家庭啊!就是因為這個,每在戰前我連覺都睡不好。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就不願看,怕看戰爭的場面……. 我至今仍看到無數同胞為我們鋪設的一條血肉模糊的路,我們是踏著他們的屍體走向勝利的。敵人也一樣,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啊!”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曾問其父:“淮海戰役打得那麼漂亮,怎麼未聽您在我們面前提起過呢?”劉伯承對此不堪回首,他痛切地對兒子言道:“那場戰爭結束後,我夢見千百萬年輕寡婦找我要丈夫,無數白髮老人找我要孩子,我心裡不安,所以根本不願去想,更不會去談起那場戰役。”劉伯承的這一段發自肺腑之懺語見於2013年3月19在大陸出版的《雜文報》,他敢於披露內心世界。話語感人至深,催人淚下!如同劉伯承一樣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大慈者,在國共兩黨都不乏其人,可類似於毛澤東這樣的大剛大戾者也是屈指難數,尤其是毛澤東這種從小就有帝王欲的人,一旦“天時、地利、人和”三者機緣湊齊,自然而然地會“敢笑黃巢不丈夫”,不顧一切地去“遂淩雲志”,去積極主動地發起內戰,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全國政權。作為中共早期的高層領導人,張國燾和王明對於毛澤東的“帝王路”洞若觀火,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專訪過張國燾,張在談及毛的為人時說:“潤之一天沒有登基為皇帝,是不甘心的”,“老毛的領導方式可以做到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不顧一切代價”。毛澤東在延安時曾向多人多次宣示,他一定要打下江山當皇帝。王明曾在1948年11月22日晚上跟毛澤東談過一次話,地點在西柏坡。王明是這樣回憶的:“毛澤東這天和我談話又說,‘年輕時候看小說,常想做皇帝是多麼了不起的事啊!可是不曉得怎麼才能做皇帝。現在懂得了,我們不久就要進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嗎?,”毛澤東志滿意得地對王明講:“既然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質上不就是皇帝嗎?”王明回憶道:“那時毛澤東對許多中央委員都宣傳他是皇帝。到北京後,劉少奇同志時常奉命代他宣傳 —— 毛澤東是新條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澤東並下令在軍隊中正式做報告,宣傳毛主席是皇帝這個思想。意在使人們承認他是唯我獨尊的天子。現在事實證明,毛澤東的確是一個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專制暴君!”

作為最瞭解毛澤東的人之一,張國燾一言以蔽之評價毛澤東 ——“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不顧一切代價!”為了當上“本質上的皇帝”,毛澤東當然要在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全國政權,這一點連延安的老百姓都知道 —— “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打下了中華江山,當他成了中國的國君後,成了馬克思加秦始皇後,他又要爭當全世界的霸主和皇帝。

舊時的歷史學有兩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叫“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二叫“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正是因為中共打敗了國民黨,毛澤東戰勝了蔣介石,所以中共在“紅色江山萬年長”的傳統思維定勢下,按照自己的意圖和目的,任意書寫歷史,“我之所需便是歷史,我之所欲就是事實”,從而導致中國近現代史乃至當代史“偽史氾濫,假貨充斥”。時至今日,撥亂返正和去偽存真已是尋求公平與正義的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迷霧要一層層撥開,偽史要一件件澄清,正直的歷史學家對此任重道遠。筆者首先做了這個“國共大內戰起因”的研究文章,就是希冀人們瞭解中共之本質,正如毛澤東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中,他所大喝一聲的“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這是中共對於國民黨的斷喝,也是1946年國共大內戰的根本起因,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在歷史上、在政治上毫無疑問地是一個白癡。

今年是國共內戰爆發七十周年,特著作此文,目的是把被顛倒的中國現代史與當代史上的重要史實再顛倒過來,還歷史一個真實。
(本文作者為臺灣中國為公黨主席)

作者: 中國 為公黨

中國為公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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