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自序和導言

人類社會進入第三個千年了,同時跨進二十一世紀也三年有餘。在這個新世紀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如何發展,本人不敢妄自揆度,因為種種情勢紛至遝來,變數頻仍,實無預測之把握。但是鑒往知來,上個世紀的發展和變化確是空前深刻的。

還是由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說起吧。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人類終於「飛出地球」,實現了蟾宮折桂,登臨距離地球三十八萬公里的月球,與「吳剛同飲桂花酒」。一九九七年七月四日,由美國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升空的「探路者」號探測器,在茫茫太空中徜徉了一點零五億公里之後,準確無誤地在火星上著陸。名為「外來者」號的六輪遙控漫遊車,馳騁於火星之上,給地球發回了清晰的火星照片,為人類登臨火星做好了前期的準備工作。

宇宙太大了!中國古人說「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按照哲學的定義,「宇宙是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永恒運動的物質世界。它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無邊無際」。一九九四年,哈勃太空望遠鏡發現:在M八七銀河系的正中心,一個超熱氣盤正在以每小時一點九三萬公里的速度旋轉,急劇傾入一個有二百萬個太陽之大的「黑洞」中。一九九八年五月,哈勃望遠鏡又於半人馬座A射電源之中心位置,發現一個碩大無朋的「黑洞」,它的質量之大,超過十億個太陽之和。從哈勃望遠鏡的鏡頭遠看,在廣袤無垠的宇宙空間中,已發現了一千二百五十億個星系,而這每一個星系都與我們人類所處的大家園——銀河系的大小在伯仲之間。

與此同時,人類還在太陽系之外,發現了十三顆與地球類似的行星,我們地球人最想知道的「外星人」,大約也快「掀起你的蓋頭來」了!在二十世紀之末,人類站立在千年之交的門檻上,才感悟到了我們棲身的地球,在宇宙中,連「滄海一粟」都稱不上,所以一個新名詞「地球村」應運而生,人類真正意識到,地球充其量也不過是「宇宙共和國」的一個小小村落,完全沒有妄自尊大的理由。

我從小就熱愛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又由衷喜愛歷史科學。正是由於對於大自然的關注,對於「數理化天地生」之六門科學的涉獵,尤其是對於天文學的研讀,使我知道了宇宙、星系、星球的種種知識,樹立了「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胸懷寬廣的博大宇宙觀。

但在泛讀「文史哲政經法」等社會科學書籍之後,又深切感到,明晰了「天馬行空」的天文知識後,更應該「天體在心,腳踏實地」,關注我們的地球,改造我們的世界,把握我們的國家。

哲人說:「偉人只在事業上驚天動地,他時常不聲不響地深思熟慮。」知識是引導人生邁向真實境界的燈燭,所以我本著「應該隨時學習,學習一切。應該集中全力,以求知道得更多,知道一切」的求取知識原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幾十年如一日,終於領悟到《朱子大全.讀書之要》中的格言,「大抵觀書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

古人云:「五十著書。」我讀書破萬卷之後,人生之旅也將近走過五十載了。果然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我才知道自己明白事理了,才知道自己不大懵懂了,可以實實在在寫幾篇有見地的文章了。

「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故而我決定根據自己的最大悟性,將寫作與研究的重點,定位於台海兩岸的關係上。這不僅緣於我的經歷,更緣於「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多年的觀察與思考,多年的大批量讀書,加以「未敢忘憂國」和「報國有萬死」的信念,因而我以百倍的決心、信心和耐心,立志於當代中國——「悠悠萬事,惟此唯大」的台海兩岸關係的研究上,期願能夠有重大的突破,以大容量知識鑄成政治智慧,兼權熟計,踵事增華,為祖國和民族做出最大的奉獻。

一、民族精神的缺失

翻開世界的近現代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發達的東西方列強在向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同時,無不大張旗鼓地標榜和弘揚本國的民族精神,通過對於民族精神的闡釋與光大,大力確立全體社會成員的民族意識(自信自強)和現代觀念(創新開放)。這樣,列強在達成工業化乃至資訊化以後,該國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非但不曾消褪,反而愈益堅定和提升。

譬如美國的「美利堅精神」,日本的「大和魂」,德國的「日爾曼信念」,法國的「法蘭西情結」以及英國的「大不列顛理念」,並沒有因為他們拾級而上,攀臨現代化之峰而逐步丟失。而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上述之民族精神,使這些國家的內部凝聚力得以空前鞏固,向心力得以大幅度發揮。這種良性迴圈,是使得這些民族不斷地躍升現代化的新臺階。

中華民族本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薪火傳承的民族,也是一個勤勞勇敢的、富有鮮明個性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民族以自己的智慧之浪,為人類整體文明長河的發展,做出了澎湃的巨大貢獻。如若依循中華民族固有的特質與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如果沒有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那一百餘年間,一個又一個接踵而來的突然事件,中華民族自然會以坦蕩的心態,一步步走進現代社會,從而自覺且自決地、徹底而真正地完成向現代化的轉變。

然而,由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患內憂,致使中國社會產生政治的變動和某些極為罕見的人為原因,災難深重的中國,至今未能完成整體上向全現代化的根本轉變。

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雖然較之中國皇權專制的封建傳統社會,有了很大程度的改進,但用現代化的完整標準衡量,仍然與發達國家存在著鴻溝般的差距,僅以人均GDP而言,中國在全球的序列在二○○二年為一百四十一位,現代化在全社會的比重顯然嚴重失衡!那麼,導致大中華落後的深層次原因到底何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何在?

公平而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征程,無一不是一個艱辛而苦痛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且人口過眾的僵化國度,完全沒有可能在二十世紀內,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中國社會超穩定的封建結構,和古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文化傳統的複雜性,決定了民族現代化之路的極端特殊性。中國是「地球村」的一員,其現代化的目標和標準自然與世界各國無異,但是程度與進程應該具備中華民族的特色與優點。自一八四○年以來,許許多多「愛國如饑渴」的熱血青年以及翹楚人士,源於緊迫感、責任感、使命感和事業感,每每將中國遲遲徘徊於現代化大門之外的責愆,歸罪於民族傳統文化。

這種「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本質上出於「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執著,但在實際運作上,則深深陷入一種理論誤區,是將「複雜化的問題按照簡單化方法處置」。他們對於中國之政治史和國際情勢以及中國全盤國情,全然沒有真真切切的瞭解,對於現實改造的操作手段,又匱乏前瞻性和可行性。這樣的盲人摸象,必然導致盲人瞎馬式的結局。這也是中國的悲劇之一幕。那麼,中國難以全面現代化這一問題之根本癥結何在?

國父孫中山先生始終在深刻思考,怎樣才能使中華民族振興、復興和騰達,怎樣才能使中國完成向現代化崛起這個最大的「國是」問題。一九二四年,這年中山先生五十八歲了,他終於悟出了一番真諦:「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麼從前的地位有那麼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是要恢復民族的精神。」(中國大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孫中山選集》第六七九頁)

彈指一揮間,距中山先生這段發聾振聵話語的傳世,過去了整整八十周年,我們今天的情形怎麼樣了?當然,當前我們面臨的國內外情勢,已與八十年前大相逕庭,可是中山先生在臨終前一年對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期願並沒有實現,中國不僅遠遠未能恢復到「想當初」世界上頭一個強國的地位,而且與東西方列強相比,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中山先生生前曾反復強調:「把中華民族從根救起來,對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今天,中華兒女要達成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恢復祖國的至高地位,便要記住中山先生「至誠如神」的教誨,舉全國之力,同心同德恢復民族精神,以引領世界潮流的先進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固有精神喚起民眾,以國父「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之體認,本著國父「國家的基礎是建設在人民的思想上」治國原則,激濁揚清,趨利避害,勵精圖治,埋頭苦幹,中華民族之世界地位才能得以提升與恢復。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林白克如是說:「中山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位為許多新興國家制定了一套具體可行的必要步驟,使之成為現代國家的思想先驅」,「他留給世界的一套意識形態及計劃,對各國的重要性與過去和未來中國的重要性,毫無二致」。中山先生作為「聖之時者」,明確告知國人——恢復民族精神是中國重新和真正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為落實這一「允執厥中」的理念,我們首先應該明晰中華民族精神之精義。
民族精神的實質,就是一個民族在其成員身上留下的「胎記」,是在「信仰、信任、信念」和思維定勢與行為方式等層面的歷史積澱,這一「軟體」,不會因其成員地域的遷徙、國別的不同而改變,它既是一個民族延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又是一個民族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性標識。
「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中華民族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必定有一種居於主導地位和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基本精神,這種被世人稱譽為「中國精神」的基本精神,是維繫中華民族統一、進步、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依據。
這樣,我們思昔撫今,自然明白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根本區別何在,也全然知曉我們今天應當恢復的民族精神究竟是什麼。八十年前,國父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提到兩大準則,其一是應該恢復我們「舊有的道德」,其二是應該恢復我們「固有的智慧」。
中山先生認為:「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孫中山選集》第六八四頁)

恢復中國舊有的道德,是恢復民族精神的應有之義,以「忠孝」二字而論,實為「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機於心意初動之時」,國父亦論:如能將忠孝兩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至於恢復中國固有的「智慧」,也是恢復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

何謂「中華文明」?說到底就是中國人在文明發展史中,建立起來的一套嚴密而完整、博大而精深的知識體系。這一知識體系,就是《大學》中所概括的「三綱領、八條目」——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體系的基本要求,是生命個體在社會基本格局下,充分發揮主體自我意識與能動性,以自我為軸心,從個體的意念主動向外拓展,經過一系列環節,最終達成平天下之目的。

這一真正堪稱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並未排斥對於物質的創造和對於科技的包容,同時有足夠的空間,吸納和追求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在這一知識體系的浸潤下,中國歷代知識份子自覺地將做人做事與知識合為一體,將治國平天下作為外在的求索,以正心、誠意、修身作為「內功」而不斷錘煉。如此這般,代代相傳,致使在西元十九世紀之前,中國「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

自從十九世紀肇始,中國人一步步黯淡了民族之光,一年年失去了民族精神。今天,中國大陸與臺灣甚至港澳和華人世界荊棘載途,積重難返。台海兩岸至今未能消除敵對狀態,雙方文功武備,以致同室操戈,虎視眈眈。「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民族劣根性於今為甚。這一分裂分治,不斷搬起石頭砸兩岸腳面的蠢事,令中華兒女蒙羞含垢。因而我在這部論文集的自序中,一是重提喚起民族精神,二是要著力批判兩岸分歧的根源——帝王思想。

二、帝王思想的批判

今日之中華民族,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主體是漢族。漢族是台海兩岸民眾的絕大多數,漢族是炎黃子孫。炎帝神農氏與黃帝軒轅氏在四千九百年之前,是華夏大地的兩大部落聯盟首領,他倆率軍逐鹿中原,不共戴天,互相征伐,並與另一部落首領蚩尤死拼,打得你死我活,冰炭不容。

平心而論,中國人大打中國人即是由二帝發韌的,他們也是以「不鬥行嗎」為職志,開啟了內戰之肇端,創造了惡劣的先例。所以說,炎黃二帝確是漢族人民的人文初祖,但卻不可冠之以「團結的楷模,凝聚的動力」。那麼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應該從何處生發呢?

如前所述,首先是煥發中國精神,其次是靠政治文明,只有文明的政治,亦即政治現代化,才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凝聚力。中國歷史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無數次印證,通過政治文明建設來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才是光明之路、根本之路,這條符合人類發展規律的人權之路、人性之路,是最為可靠的康莊大道。

設若政治文明長久缺失,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就是一種南轅北轍的奢望,純粹是「紙上談凝」。山西省洪洞縣有一株從漢代三傳至今的大槐樹,西元一三六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經過長期元末戰亂兵燹的中原地區民眾,扶老攜幼聚集於此,在經過種種政策宣示和安撫,他們被分散於長江以北諸州省。迄今六百三十五年以來,漢族人民世世代代流傳一句諺語——「我的祖先何處尋,山西洪洞大槐樹」。所以至今一百三十五年來,同姓之人見面皆言「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而且還有一個神奇點,凡是由大槐樹分散的人們的後胄,雙腳的小拇指的指甲,由複蓋式的兩瓣構成。這一點確證無疑!由是能否增進「百家姓」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嗎?

當然,如同炎黃苗裔一樣,內中凝聚中華民族的屬性,是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話」,應該說是一種極為脆弱且極為勉強的「戲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古今中外的實踐,昭示給我們一條鐵一般真理,清除皇權專制,摒棄帝王思想,「實行民主好處多」,其中最大的好處就是人人心情暢快,民族凝聚力油然而生發。

因此,我們在關注和研究台海兩岸關係,在共商國是的時候,就要解決全國政治現代化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國欲實現民主政治,達成政治文明,首先必須得對於帝王思想大張撻伐,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這裡集中引述國父中山先生對於封建皇權的帝王專制思想所進行的批判。

「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是一九○五年國父在《同盟會宣言》裏發出的鏗鏘誓辭。自從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稱帝後,皇帝便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並稱為「天子」,在其權力之杖上,籠罩了一道駭人的靈光。從那一年起,延綿兩千餘年中,即使中國發生了各類大的鬥爭,把一個皇帝「拉下馬」,結果也是僅僅改朝換代,另立一個「家天下」的朝號,帝王的專制極權統治制度依然故我,一朝又一朝地沿襲下來。

因此,所有懷抱「生當作人傑」的梟雄,一生一世的憧憬,便是加「九五之尊」,登上龍庭,當上自稱「朕」的皇帝。「大丈夫當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也」,歷來為「天子爭奪者」的壯語豪言。因而「國不可一日無君」,在迄今兩千二百多年的中國社會中,被人們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理。

中山先生之所以成為中國走向共和的民國之父,就在於他從革命之初,就提出了在中國徹底剷除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任務。為此,他不遺餘力地使用了「批判的武器」,同時捨生忘死地進行了「武器的批判」。經過十餘次屢蹶屢仆的「武器批判」,「武昌槍響皇冠落」,劃時代的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開天闢地第一次,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終於再也沒有「加冕」的皇帝。

中山先生因之以為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已經「畢其功於一役」,他說:「民族、民權二主義,在稍有人心者,莫不贊同之,即有堅持君主國體之說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辯論,即歸消滅」,從此「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蹟於天下」。不久,那些口頭上「服膺共和,永不稱帝」的野心家接連「覆民權而複帝制」。對此,中山先生認識到,所謂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蹟於天下」只是善良的幻想,嚴峻的真實反覆印證了中國「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一概肅清」。

中山先生下決心反對形形色色的帝王思想,堅決採用民權制度,這裡第一大原因就是中國必須「順應世界的潮流」。為此,國父運用社會進化論的觀點,著力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的過程。除舊布新、新陳代謝是無可抗拒的歷史必然。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亦概莫能外。中山先生闡釋道,人類社會歷史的規律,就是經歷著「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民權時代」這樣一個從低級邁向高級的必然發展過程。這一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其真理性的光芒愈益彰顯。

即使在二十世紀初葉,這一有力的論點,也一舉推翻了歷來認為除了改朝換代,帝王制度必得襲襲相因的歷史循環論的老調陳詞。中山先生反覆強調,進入二十世紀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已奔騰到了「民權時代」。神權與君權,在辛亥革命以後,已經成為「過去的陳蹟」,中國無論如何評價,已經走向了共和,有些花崗岩腦袋的人,「以為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成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即乃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不能戰勝民權,為世界潮流,為古今公例,不可強而改也!

國父嚴正指出,這種世界潮流,猶如大河奔騰,不管中途遍佈曲折,其東流入海的大勢,是不可阻擋的。所以中山先生斷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一潮流的唯一所指,便是民權,便是民主,便是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

世界歷史上的中世紀,神權與君權統治了地球。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之後,歐洲、日本與北美擺脫了中世紀。此後,全球一步步脫離了意味著「神權與君權」的中世紀。但只要占人類一定比例的國度,還停留在「專制、獨裁、極權」的「家天下」或者「黨天下」統治之中,儘管從時間上看,人類社會跨入了二十一世紀,可是從形態上看,世界尚未完成由中世紀向現代化的整體邁進,這便是「地球村」的悲哀,因而全世界人民,尤其有責任向「家天下」或者「黨天下」宣戰,順應世界潮流,祛除帝王思想,自覺且自決地完成社會的民主轉型,還政於民,建設民主化的新國家。

為此,中山先生下大氣力,著書立說,歷數封建帝王思想及皇權專制制度的罪大惡極。第一,國父設問,中國物華天寶、地靈人傑,為何近百年來會陷入「積貧積弱」的境地呢?說到底還是由於政治制度惡劣的緣故。就是論說民族精神之不振,究其根本仍然是源自不良的社會制度。制度才是國家之綱,綱舉目自張。國父將黑暗腐敗的專制帝國統治,比作一個「不善治家」的「富家翁」,雖有廣袤之田園而任其荒蕪,有無量之富源而封閉不用。

中國「國之不振」,根本原因在於帝王將相「素自尊大,荒淫無度,不顧國之命運與民之死活」而造成的。國父疾呼,中國若欲富強,必須剷除封建極權專制這種「國之大害」。他說:「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是中國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

第二,封建皇權主義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以便利於「堵塞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獨裁者千百年來基本實行「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更使「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帝王將相都「欲人人皆為愚蠢子」,從而使得皇權專制主義成為中國科學發展之大障礙。

第三,歷史上的近三百個中國封建帝王,無一不將國家當成個人的「私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而「無論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對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一票否決,是絕對不允許的。國家一旦實行政治民主化的變革,那麼封建皇權統治者「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有的特權」。同時,那些腐朽的、僵死的、暗箱裏的貨色被揭露出來,大眾看到內中「獨夫民賊」的齷齪層面,就意味著獨裁專制統治者將受到致命的打擊。

中山先生認為,中國人的帝王思想若不消除,「一來同志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國父為此大聲疾呼,中國若欲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若欲實現偉大復興,必須得用民權主義來根除帝王思想。

中山先生畢生主張,中國的政治體制,一定要「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作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他明確認知「總統複非帝王萬世之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民國之元首,只有服務負責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榮之可慕」。對於「總統府」的架構,他指出:「南京政府無庸建設華麗宮殿。如無合宜屋宇組織新政府,則蓋設棚廠以代之亦無不可也」。

他還說:「第一任總統,不知者且視為尊如皇帝,故決意讓之袁世凱,使天下知總統當如是,因而樹民國之大本,亦云以公僕不當爭,不必爭」,「民國初立,舊汙未殄,首行揖讓,風示天下,樹立楷模」。

一九二三年,國父計劃改組國民黨,在國民黨黨章草案上,把總理一職確定為選舉產生。當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對此不解,遂致信「孫總理鈞鑒」,表示大為反對,認為中國一旦開創下「選舉之實」,那麼「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國父即於這些信函上作如下批示:「民權主義發端於選舉,如因噎廢食,豈不自反其主義乎!」他強調:「因一人所見有限,故不得不付之公舉,亦自覺所任有不當處,故不得不改革」。

「自由、平等、博愛」和「民有、民治、民享」這十二字民權主義準則,為中山先生畢生推崇與恪守,在與皇權專制主義思想幾十年的廝搏中,他反覆闡明「主權在民」這一鐵的原則。他鏗鏘而言,「國家之事一定要由人民作主」,「民國」這一莊嚴稱號,就是「以民為主,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

走向共和後的中國,「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而不是一個人做皇帝。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是專為民眾辦事的機關,必須無條件隨順人民之志願,完完全全接受大眾之指揮。所以包括總統總理在內的所有「大官小官」,「皆為國民公僕」。
國父懇切而言,老百姓千萬勿將各級官員「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哪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偉大而無私的國父以自己無上崇高和光明磊落的行為,實踐了他一生對於民主主義理想的刻苦實踐和熱切追求。

毫無疑義的,以民權主義大力批判封建帝王思想,以真正政治民主化的國家共和制度,替代皇權專制君主制度,對於中國歷史乃至整個人類歷史,有著巨大的進步作用和深遠意義。國父堅定地認為:「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義而已」。然而,中國的現實是冷酷的,兩千多年超穩定的君主集權專制制度與盤根錯節的帝王意識形態,在中國固若金湯,中山先生亟欲將它們「空前剷除,一概肅清」的信念,至今八十年來還是一紙「空義」,要實現中國「非少數所得而私」,「駕乎歐美之上」的民權主義,在現實華夏大地還是戴盆望天。

綜上所述,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之中國,進步的一面有目共睹,但從要素上觀察與評價,依然未脫離千百年積澱下來的弊病,實質上國體百孔千瘡,民風「物欲橫流,道德淪喪」。溯源尋根探其初始,一曰民族精神一蹶不振,二曰政治制度陳腐不堪,帝王思想至今未能蕩滌。

有鑒於此,本人立志國是研究,自信「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我誠然認為「人生一征途耳,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樑以渡。橋何名歟?曰奮鬥」。當一個人以不懈奮鬥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會來照耀著他!的確,人間沒有永恒的夜晚,世界沒有永恒的冬天;我無比熱愛我的民族,這是我堅強自信心的泉源!

三、風濁弊厥觀國是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口大國,背負著沈重的封建專制主義大山,民族精神的三大內容——信仰、信念、信任完全支離破碎的中國,在極不平坦的行進中,邁入了新世紀的門檻。回眸看往昔,舉目察今朝,明眼人敏銳地發現中國大陸面對的三大問題、三大焦點、三大危機、三大壓力——

  1. 三大問題:一為官員與民眾、黨政衙門與基層和民眾關係緊張。二為黨政部門和官員的貪腐勢頭在不斷惡化。三為國家法制建設與以法治國受到執政黨內極權思想阻撓。
    三大焦點:一為不知如何才能切實調動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為國家現代化而工作的積極性。二為不知如何才能有效調解黨群與幹群的關係。三為不知如何才能讓條條(全國各系統)和塊塊(全國各省區)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
  2. 三大困擾:一為中共幹部群體素質低下。二為執政黨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持續低迷與惡化,所謂精神文明建設早已是假大空的口號。三為執政黨的號召力蒼白,政府的凝聚力形同虛無,已呈極端薄弱之態勢。
  3. 三大危機:一為對共產主義信念完全喪失,對所謂黨的事業漠不關心。二為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越性徹底否定。三為對今日的非驢非馬現行體制和機制的普遍否定。
    三大壓力:一為廣大人民群眾對於現實的怒喝與批評。二為社會失序、失衡、失範、失控,抗爭四起,社會矛盾日益呈尖銳化趨勢。三為全社會失去所有「圖騰」,絕無僅有的唯一「圖騰」即是錢,導使社會成員拋棄了責任心,只是為了「錢」而掙扎、拼搏、奮戰。

面對制度的腐朽和民族劣根性的空前氾濫,中國大陸新一屆政府總理溫家寶坦誠八大危機:

  1. —是國民對於政府的形象與工作評價差,喪失了對於政府的信任和支援。
  2. 二是體現國家憲法權威和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局面,遠遠未能達到。
  3. 三是以法和以規則來解決、消除政府部門積壓的問題,剷除頑固點的工作任重道遠。
  4. 四是領導幹部無民望、民心,多有民怨、民憤,腐敗狀況觸目驚心,各級官僚沒有有效監督與監察機制,產生了政府領導地位合法性危機。
  5. 五是金融系統「亂、混、假、雜」的狀況已釀成極大危機,不良資產積壓到了六萬億元,企業三角債一點二五萬億元,貨幣發行量年超百分之三十,嚴重造成金融、經濟命脈的隱患與易爆危機。
  6. 六是實際的城市失業已達到百分之十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利,實際減輕農民負擔與提升農民生活水平,至今仍是不得力。
  7. 七是社會兩極分化造成深重危機,不僅形成了資產階級,更嚴峻的是,由於大多黨政幹部與「太子党」、「太子孫」熟練地操縱「權錢交易」,以權謀巨私、巧取又豪奪、橫征且暴斂,已經貨真價實地形成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
  8. 八是醫療領域嚴重腐敗與危機,勞動人民缺醫少藥;教育領域的「黑洞」與「黑幕」已是不爭的真實。

這八大危機是對政府的無情挑戰與考驗。
中國大陸上一屆政府總理朱鎔基總結了「十分嚴峻、尖銳、複雜、惡化的勢頭」六條:

  • —是國內敵對組織地下活動猖獗。
  • 二是有組織、有行動綱領、有攻擊目標的敵對暴力攻擊活動。
  • 三是工人、農民和青年進行反共產黨領導,反政府的遊行、示威、集會以及包圍、衝擊黨政機關。
  • 四是打著宗教信仰的招牌,進行破壞性宣傳。
  • 五是各種原因產生的各種武裝暴力活動和暴力自殺活動不斷發生。
  • 六是武器流入市場情況嚴重。

面對這「大勢不好」,江澤民在開會時曾說:「同志們,我們都是在一條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我們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個人。」他在講政治大課時說:「共產黨領導幹部隊伍,包括在領導崗位上的高級幹部,都產生了對前途感到渺茫、理念破滅、意志消沈、思想蛻變的現狀,而且這一現狀還在繼續惡化。」
他認為:「如果哪一天共產黨垮臺,勢必導致內戰。這歷史的罪責,共產黨是要承擔的。」據他分析,導致政局內亂的因素為二,
一是共產黨組織和領導層幹部變質,背離了「三個代表」思想,導致人民群眾上街。
二是共產黨領導層在重大問題上發生分歧、激化和公開化,形成內鬥和分裂。他認為,中共建政以來,共經歷了三次大危機,一為社會主義經濟路線上的重大錯誤,造成國家經濟崩潰的危機。二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重大錯誤,造成社會人心逆向的危機。
三為當今共產黨自身腐敗,脫離人民,違背人民,面對著執政地位動搖和垮臺的危機。

中共堅持一黨專政造成獨裁、專制、集權和極權,最為嚴重的是近二十年來形成一波高過一波的貪腐大潮。進入新千年,這一古今中外決不曾現的腐敗高潮又現新高,幾達登峰造極之態勢。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紀委為此發出了題為《全力抓好落實黨風政風建設,以新面貌迎接黨的十六大召開》的文件。該文的附件披露了當前中國大陸七大腐敗領域:

其一,高級幹部持有股票證券,造成不可控制的惡果。
其二,基本建設工程中,貪汙受賄、大肆收取回扣。
其三,全國各地土地開發出售的資金被大量侵吞。
其四,逃漏稅款和國有資金流失嚴重。
其五,銀行不良資產及壞賬,成為中共致命硬傷。
其六,港澳的中資公司虧損驚人,壞賬情況嚴峻。
其七,有權者住宅普遍超標。這是「擇其大端而列之」。

實際情況是腐敗在今日之中國大陸早已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筆者每每論及於此,總是大惑不解,貪腐是巨蛀,貪官是碩鼠,已將神州啃噬得萬孔千瘡,體無完膚。若不是中國「地大物博」,國家早已難以為繼,被貪掠一空矣!目睹這貪腐之無邊巨浪,中共為何不痛下決心,拼命遏制和剷除行將亡黨亡國的腐敗呢?在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之後,筆者深深思索,終於悟出道理——制度不換,腐敗還將愈演愈烈!「黨天下」是封建皇權專制制度的一大變種,它將一切權力統統壟斷在執政黨手中,美其名曰「強勢領導」。它沒有民主制度的基本點——開放黨禁、報禁,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普選制。「監督必須通過異體實現」,「允許監督的監督是蒼白無力的」,這些淺顯的觀點,是共產黨之鼻祖馬克思的話語,可這些自稱「孝子賢孫」的當代中共領導人,硬是置若罔聞,從而使權力日益失去監督和制約。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致使中國大陸一大段時間內,必然產生令神人共憤的「超級腐敗潮」。時至今日,這一「黨天下」專制制度的掌權者自己,都大談特講「憂患」意識,深深感到「居危思危」,體認到嚴重的危機已如影隨形而步步進逼。這已不言而喻地說明這一制度,已膨脹到促使自身垮臺的空前危機程度,十分明顯地到達了一個「臨界點」——或是痛下決心,真真正正實踐以民為本的「三個代表」,以「天下為公」的大境界,從靈魂深處做到與時俱進,一舉改革掉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制度,則中華幸甚!或是早晚垮臺,給中華民族造成動亂之大災害。上列二者必居其一。

勿庸諱言,今天如果不能改弦更張,立刻向政治民主化轉化,即將到來的三大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其中一二分別為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三為台海危機(此一危機筆者將予專題論述)。這三大危機一朝爆發,必將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的深創巨痛。全球化、市場化與民主化是當今世界無可阻擋的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政治民主化或早或晚必將在中國確立,而且是永久不易的確立。順應這一潮流,則爭取了主動,於國於民善莫大焉,利莫大焉!

四、罪無可赦是漢奸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名人萬萬千千,其中許多人的毀譽,難以蓋棺論定。即使已被歷代史學界做了定論的人,隨著史料的新發現和評價標準的嬗變,不少歷史人物得以「翻案」、「平反」或公允界定。這其中包括商紂王、王莽、曹操、雍正皇帝等一批人。人們對於歷史學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學術成果是認可和贊成的。然而凡是漢奸和有賣國行徑者,卻決無重新評價或「翻案」的可能。這裏包括秦檜、張弘范、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漢奸和李鴻章、袁世凱等身負賣國罪惡的人。誰個若欲給他們「翻案」,立即引致廣泛而嚴厲的責難和痛斥。

因為「罪無可赦是漢奸」,誰個一旦當上個千夫所指的漢奸,就被「一票否決」,永無翻案的可能。譬如汪精衛和林彪,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而言,他二人分別為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林彪率八路軍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為抗日戰爭立下了破天荒的大功。而他叛國逃亡到外蒙古折戟沈沙,便成為「人人皆曰可殺」的漢奸,即便再有什麼「偉績豐功」,也永無翻案的可能。這就是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結。反之,前不久中國大陸的學生教科書,居然冒華夏之大不韙,不將岳飛和文天祥等抗金、抗元名將列入民族英雄範疇,立即引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怒責和攻訐。這一奇談怪論起碼是無知的表現,岳飛、韓世忠、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抗擊金元的文臣武將和袁崇煥、史可法、張煌言、鄭成功等抗擊滿清的棟樑,是漢民族的英雄,也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這一點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是不可稍作更改的歷史事實,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因此,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你什麼都可以當,唯獨漢奸不能當。這一失足果真成為千古恨,不但自己被後人萬年千秋唾罵,而且殃及子孫後胄。君不見秦檜之後人羞於言姓秦,而岳飛、林則徐、鄧世昌的後人,則無比自豪地論說先祖,並贏得人們由衷欽敬和羡慕,讚譽他們為「忠良之後」。所以,作為中國人最痛恨漢奸賣國賊,最敬慕民族英雄。這一標準千百年來早已深深植於中華兒女的心田,而且一代代傳承光大。雖然鐵的原則如此,可偏偏有一些人甘當城狐社鼠,幹起漢奸賣國賊的勾當。李登輝本來身負一個「民主先生」的雅號,可他愈老愈無恥,居然大言不慚地宣稱「鈞魚台是日本領土」,而且大肆宣稱臺灣「獨立建國」,鼓吹「去中國化」等,老而無節,墮落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漢奸。臺灣的台聯黨、建國黨、民進黨等怙惡不悛,堅持「台獨」立場,妄圖舉行「統獨公投」,置祖國與民族於不顧,有的忙於「漸進式台獨」,有的忙於「急獨」,有的數典忘祖,居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實在令人齒冷!如此這般,已經逐漸滑向漢奸的萬劫不復之深淵,不僅這一迷夢終成幻滅式泡影,而且禍及子孫。如不勒馬懸崖,待等被歷史戴上「漢奸」帽子,則永世被釘於恥辱柱上。何去何從,亦望他們看一看筆者這本論文集,能夠幡然悔悟,勿讓國人切齒而罵為「漢奸」、「賣國賊」!你若一意孤行,欲搞「台獨」,且看看祖國大陸之河南、山西、河北、山東、陝西、湖北、安徽等幾省可否獨立,這些地區若不能獨立,臺灣亦無獨立之可能。因為臺灣與上述幾省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建政之始,就在中國中央政府統轄之下,獨立二字無從談起,切不可癡人說夢,鑽冰求火,做狂犬吞日之醜態。

說罷海峽東岸的種種漢奸行徑,再來看看海峽西岸,亦即中共方面出賣祖國權益的行徑。在抗日戰爭中,日寇殘殺我國軍民一千三百餘萬,在「三光」獸行下,被戕害的中國人更是不可計數。日寇給予中國人民造成的災害罄竹難書,是多少賠償也無法清算的啊!但是中國人民天經地義對日戰爭索賠的神聖權利,被周恩來一句話:「如果我們堅持要日本賠償戰爭損失,那麼這筆負擔也會轉嫁到日本人民頭上」,而輕描淡寫地放棄了。

中共方面的「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行徑,讓日本全國驚喜萬分,因為在二戰中,相對各被害國而言,中國受害的時間最長,受害範圍最廣,受害程度最慘烈。當年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對日寇的「大國風度」,就讓日方喜出望外,而中共這一「大恩大德」,更令日本人「匪夷所思」。然而,這個「以大德報大怨」,並未讓日本政府「感恩戴德」,反而認為這是「國共相爭,日本得利」,是「基於謀略考量」,還「隱含著跨世紀野心」。於是他們反而「得利不讓人」,大舉擴充軍力,悍然佔領中國領土釣魚臺,公然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僅以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這一混淆視聽的惡劣事件為例,中共方面僅做了一些無關痛癢的所謂「聲明」,而媒體與民間則基本上不聞不問,反而是一位日本老人、東京教育大學的學者家永三郎在近三十幾年中,連續四次起訴日本政府的教科書編寫部門——文部省。他不畏懼一次次「敗訴」,前不久已經訴訟到日本最高法院。而號稱「十三億偉大的中國人」,哪一個就日方篡改教科書與他們鬥爭、控告,並起訴那些「殺我人民、侵我國土」的強盜元兇?沒有哇!民族精神的消亡殆盡和制度上窒息性的壓抑,時至二十一世紀第四個春天,中國人的正義和血性,大抵都被銅臭之污水溝淹沒和銷蝕了,這是民族之恥,這是國家之恥!鑒於國共兩黨前後媚日屈日,因而日本的軍國主義喧囂「中共沒資格讓日本反省」。

歷史就是歷史,拂去歷史典冊上厚重的塵埃,歷史本來的真實面貌便毫無遮掩地呈現於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弱智者,人們立即就會瞭解歷史的真相。以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反」為例,那就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內,三百餘萬中國人橫遭殺害,那是「南京大屠殺」十倍以上的人數啊!這其中包括大量放下武器的「國軍」將士,他們或「起義」或「投誠」,被中共承諾「既往不咎」,可在這場「鎮反運動」中,蒙受不白巨冤,慘遭誅戮。毛澤東對此大言不慚地講:秦始皇不過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下子殺掉四萬六千個「儒」。當然,這個數字不過是實際被殺人數的七十幾分之一,可他也說這一句實話,即這些被害者是「儒」,除去少數「鳳毛麟角」的惡霸土豪,絕大多數冤死者是善良的中國人,是有情有義、拖家帶口的好人,是在非戰爭狀態下被殺害的同胞啊!這一段令人至今椎心泣血的特大冤案,中共從未真實而翔實地寫入教科書。

再說「反右」,這一場暴風驟雨的運動,以「引蛇出洞」的「陽謀」為韜略,一舉「拿下」右派五十六萬人,「中右」七十餘萬人,還有近千萬親屬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迫害。從此中國知識界萬馬齊喑,「誠信」二字至此蕩然無存,令人痛心疾首!再說「三面紅旗」下的「大躍進,大饑荒」,再說「大浩劫,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再說「四五」事件,再說「六四」事件,再說……一樁樁、一件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據統計,自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而死亡的中國人逾八千萬。誠如魯迅所言:「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中共肆意篡改和踐踏歷史的醜惡行徑,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抓住了把柄,他們「理直氣壯」地宣稱:我們是不顧事實編寫了教科書,可與中共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因此中共毫無資格讓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更沒有資格叫我們反省!

對此,江澤民充耳不聞,反而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的講話中,將這一行為登峰造極,吹噓這八十年的「光輝道路」和「偉大成就」,鐵嘴鋼牙,一句也不肯擺罪說惡、反思反省!如此講話,如何服人?自然又一次為日本方面據為「不正視歷史」的「寶典」,想讓日本方面「反省」,從此益發艱難。

鄧小平為了「救贖」一九八九年「六四」之滔天大罪,也為了扭轉中國當時政治上的全面倒退,反「反和平演變」,於一九九二年初春「南巡講話」,在「東方風來滿眼春」的正面意義下,負面作用亦令人瞠目結舌,瘋狂的「淘金熱」全面沖決了一切「禁區」,「官倒」、「倒官」、「打假」、「假打」、「吃請」、「請吃」等數不清的無規則遊戲,汜濫到中國大陸的村鎮城鄉,什麼倫理道德,什麼明禮誠信,什麼法律法規,什麼信仰信念,如此等等,完完全全喪失了約束力,一場「史無前例」且「世無前例」的制度化大腐敗和道德全真空籠罩了中國大陸,除了執政方式不可變的政治禁忌之外,其餘「百無禁忌」,這就使海峽兩岸和解、中華社會寬容變得方枘圓鑿、空中樓閣、遙遙無期了。在這種情勢下,筆者作為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和樸素的民族主義者,恪循「祖國如有難,我應做前鋒」的人生宗旨,傾全力關注國家的榮辱興衰,不容許祖國神聖領土被他國霸佔、竊取和分割,並以智慧的積累,尋求海峽兩岸交集和靠攏的方略。

說到「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就不能不說到我們中國被俄國霸佔的一百五十二萬平方公里的黑土地。自十九世紀中葉到清朝末年,俄國趁火打劫,在火中取粟,逼迫腐朽的清王朝「不戰而割土」,以《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勘分西北界約記》以及《伊犁界約》等多個完全不平等條約,從清朝廷手中攫取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外興安嶺以南及我國西北部的大量土地。而中國人民在這百餘年間,不曾或忘被沙俄侵佔的神聖國土。

在清末、民國和共和國這「三朝」出版的地圖上,凡是這些被沙俄強佔的中國土地上,在不得不標明俄國現時所稱的地名的同位置,也赫然標明中國地名,其中有海參崴、伯力、庫頁島、海蘭泡、廟街、外興安嶺等等。一九一七年末,由當時的俄國蘇維埃政府鄭重聲明——廢除沙俄與東方各國所締結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然而由於歷史上的紛繁複雜的原因,致使中蘇雙方始終無暇顧及這一「重大中國領土問題的解決」。這一拖竟然拖到了蘇聯解體前七個月。江澤民去蘇聯訪問,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與蘇聯政府的全權代表別斯梅爾特內赫,共同簽署了中蘇兩國《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這個協定以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璦琿條約》和一八六○年的《中俄北京條約》為基礎,悍然簽訂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這個協定上確定的三十三個界點,與上述兩個屈辱的條約相差無幾,只是第七點至第八點和第十點至第十一點的所謂「走向」未予劃定。

到了二○○一年七月,江澤民與俄總統普京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第六條還提及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簽署的上述協定。在這個第六條中的文字表述:締約雙方根據該協定,「繼續就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邊界走向問題進行談判」。
中俄東段邊界線長達近四千四百公里,這一條款所言的「尚未協商」的那一段「邊界」,僅僅占百分之三。在鴉片戰爭之後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乃至中法戰爭期間,咸豐、同治二帝直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東西方列強群起而攻之的情勢下,自身已虛弱無能到了極點,無暇辨別俄國之強勢,已從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急劇跌落,糊裡又糊塗地把一百五十二萬平方公里的中國熱土割讓給了俄國。而在二十世紀末葉與二十一世紀初葉,俄國正在風雨飄搖中,這一點洞若觀火,世人均一清二楚。可中共方面卻不知出於何種考量,主動而溫順地,永遠放棄索回國土的權利,著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釣魚臺列島僅七平方公里,作為中國固有領土,臺灣、香港、中國大陸及海外華僑華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保釣」運動。那麼,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而侵佔的我們一百五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當代「站起來」的中國人,當然要追索被侵佔的「比法德兩國面積還大」的神聖國土。因此,中俄邊界協定必須重新審議,以廢除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為原則,重新修訂中俄之間涉及邊界的條約和協定以及議定書,依照《聯合國憲章》規定與其他各國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以中國領土不容分割為原則,以和平協商為方式,公正地解決中俄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

中國人的一生有幾件事不能做,其中第一個不能做的,就是絕對不能當漢奸,永遠牢記「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決不出賣祖國利益,決不出賣民族利益,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在此多事之秋,在此歷史轉捩點,在此中國大陸社會大轉型時期,尤當思之慎之,切勿重蹈歷史上民族敗類的覆轍,「一失足成千古恨」!

五、兩岸關係再審視

筆者這部《影響有影響力的人——解讀當代中國暨台海兩岸關係》,著重論述了近幾年我對於兩岸關係的層層遞進式的深刻研究。內中有論文《一國兩號——中國完全統一的鎖鑰》、《中國論》和《試論「複合一中」》等,這些文章反映了我對於兩岸關係認識的不斷深化,有幾個明晰的觀點已經廣為傳播,在一定程度與範圍中「發酵」。譬如在《試論「複合一中」》一文的基本觀點,已站立在新的制高點上,有了高度方有深度,有了深度方有力度,也就是具有了影響力。

大陸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先生,不久前談及「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中華民國」。唐先生掛甲之後,反而得以思想解放、實事求是。這一明確而客觀的提法,正是本人「領土一中」與「複合一中」理論的內核,客觀而公正地表述了至今已近五十五年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真切地存在著兩個分享中國主權的政府這一鐵的事實。這裡有兩點不易的原則,一是從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迄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並未分割,而是由兩岸政府分享。二是海峽東岸為中華民國,西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東岸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永遠也不會有漢奸們所謂的「臺灣共和國」。

科學的真知、歷史的真實都清晰地界定:海峽兩岸「複合」起來,「相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中國。我中國人凡非漢奸、凡有理智的人,必然會真心體認這一事實,這應當是中華兒女理性的現實訴求。海峽兩岸當前的主流框架,就是「確認一中原則,確保長久分治」這樣一種「維持現狀」態勢。這一思想理念的真諦,就是真切承認和兼顧兩岸政治現實,本著「領土一中」的原則,充分認知兩岸的主權與領土都屬於「一個中國」,同時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完全繼承中華民國的主權,中華民國也沒有完全喪失播遷台島前沿續下來的中華民國主權,也就是說,迄今近五十五年來,國父手創之中華民國的國家形態並未消亡,其國家行為已運作了近九十三年,至今持續治轄著中國之台澎金馬地區。」

所以,從「領土一中」或曰「複合一中」這一真知灼見去解讀「中國」,我們求真務實地說,「中國」應是一個形容詞,而非一個專有名詞。再從這一認知出發,台海兩岸關係的準確定位,應為「一個中華民族之下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世」。這兩個政府猶如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之七國,三國時代之魏蜀吳,南朝與北朝,北宋與遼,南宋與金,南宋與元,南明與清,清與太平天國;國際上亦猶如今日之南北韓,昔日之南北越和東西德,今日之南北塞浦路斯等。海峽兩岸的兩個政府,乃是分享中國主權的政治法人,都擁有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

事實是事實,道理是道理,但讓各方均予認可卻決非一件易事。臺灣在九十年代修憲,提出中華民國的主權只限於其治下之台澎金馬,實際上已放棄了「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等於宣佈與中國大陸停止法統之爭,轉而進入「兩個中國事實並存」的法理之爭,亦即根據現代國際法,理直氣壯地爭取國際社會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只代表臺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法理地位。
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人一票」,而決非「一個人一票」選舉出來的代表民意的政府,自然正大光明,自然具有法理地位,自然在中國部分地區有效行使國家主權。而中共方面則始終閃爍其詞,一直沒有闡明「內外有別」的「內」指向「一個中國」的確切內涵,不予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理地位。

因為這是一個讓中共進退失據的兩難選擇——承認中華民國的法理地位,便等於承認兩個中國的事實,中共處心積慮於法統和法理兩方面打倒中華民國,當然堅拒這一事實。但迴避了這一問題,另一個問題又浮出水面,堅持中華民國不具有法理地位,等於宣告臺灣不屬於中國,於是又與台獨合拍了。這樣對於不接受「兩個中國」,又力反台獨的中共實在是左右支絀,只好刻意無視法理之爭,而只糾纏住對其大有利的法統之爭。從而導致「一個中國」說不清道不明。要打算厘清這一問題,不可繞過的是中共必須承認近五十五年來,中華民國在法理上代表全體臺灣人民,在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區有效行使中國的部分國家主權。但在目前中共一黨獨裁的情勢下,要做到這一點,無異於與虎謀皮,著實無可理喻。

眾所周知,科學沒有國界,公共衛生亦無國界,在最為基本的人權價值和人道主義精神下,臺灣人民享有無可爭辯的權利加入WHO。而中共新一屆政府副總理吳儀女士,卻在世衛大會上超強硬聲明——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

稍有理性之人稍一冷靜思考即會判定:把二千三百萬臺灣同胞打壓排除於WHO之外,才是不折不扣的於理不容,徹頭徹尾的於情不合,天經地義的於法不符。「中華民國」四個大字,不僅於今日之臺灣在法理上完完全全合乎世間一切法律,即便說到「法統」,本書之所收論文亦有詳盡闡釋,以讓人頜首稱是的理由,讓人們知道中華民國在「法統」上的合法性,這一點如不闡明,人們自然難以知曉,然則又是一點即明,讓聞者恍然大悟,昭然於人心。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國際法來看,國家主權是不可分的。而二戰之後的現代國際法所宣示的主權法則,卻是可以分而享有的。現代國際法主體的主義,早已不僅限於主權國家,當一個國家處於分裂的狀態時,分治的雙方同時皆擁有國際上的權力和權利及義務。二戰之前的舊國際法中的「排他性承認」法則,致使遭遇被排斥承認的而具備國家要素的政治實體,受到極為不公正的對待。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因循守舊,以「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為圭臬,始終不變地以這個早已過時的法則為大棒,掄將起來,打壓臺灣的生存空間,以至兩岸漸行漸遠。兩個德國順利實現和平統一的根本原因,就是真誠地接受了「國際法高於本國法」和「人權高於主權」這樣兩大準則,分治的雙方自覺遵從「找自身問題,想解決辦法」這樣一個極具包容性的信條,刻意約束和限制自己,而同時努力容忍對方,由衷體認到謀求各自國家人民大眾的福祉,才是祖國統一的最高價值原則,因而追求雙方民眾自願,雙方政府自主且平等的自然統一。

以東西德推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比照現代國際法,自然是符合主權國家的各項條件和要求。堂堂正正地應該具有國際人格,而且理當自然而然成為國際法主體,享有國際法上的權利、權力和義務。中共囿於中國人千百年沈積而成的「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陳腐皇權觀念,再加上至今未從根本上轉型的革命政黨的鬥爭意識,絕對不容忍在中國這一大領土概念下,另外存在一個「中央政府」(當年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也不容忍建立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次次圍剿,導致當時弱小的中共大潰逃,被迫進行所謂的長征)。

這樣,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抖擻精神,在政治、外交等諸方面,咬牙切齒地強力打壓臺灣本應有的國際法上的地位和權利。目前看來,中共方面似乎「屢戰屢勝」,但是從全中國的整體利益及兩岸「和合」的長遠戰略揆度,則是「搬起石頭砸了雙方的腳」,臺灣方面固然顏面盡失,但其「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尤其引致朝野與公眾「化悲憤為力量」,敵愾同仇,與中共「不相與謀」,漸行漸遠。

所以說,中共打壓臺灣的方略和戰術是極為不智的,中國人拼死「窩裏鬥」的劣根性,讓國際社會隔岸觀火,看得清清楚楚,掩口哂笑,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形象受到極大損害,同時,兩岸各自為此損耗和浪費了數以萬億計的資源,使幾個大國和若干小國從中大得「漁人之利」。久而久之,臺灣上下「三人成虎」,對於「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等原本是一等一高尚而正當的辭彙,形成逆反心理,認為是打壓臺灣的「悶棍」,退避三舍之猶恐過邇。於是「台獨」與「去中國化」思潮逐漸抬頭,以致兩岸政戰不斷升級,兩岸關係正常化無望。如果「思維、思路、思潮」再不更張,「以不變應萬變」,則最終和平統一絕望,唯有聽任「台獨」或者雙方大打出手,訴諸武力來解決,那將是「中華開國五千年」來的最大慘痛之事,國家瘡痍滿目,民族一蹶不振,民眾哀鴻遍野,後果不堪設想。

二○○三年仲春時節,中國大陸新任國家元首胡錦濤昭示了新屆政府處理對台問題的「三個凡是」——「凡是有利於臺灣人民的利益,凡是有利於祖國的統一,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都要全力推動」。他在聽取臺灣籍人大代表的建言時,通情達理地說:「除了少數極獨人士,其他對於大陸不理解的人,我們都要耐心地解決。」他理智而富於前瞻地強調指出:大陸希望通過對話,讓兩岸的接觸和談判可以恢復。大陸願意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務實、平等地進行協商,妥善處理臺灣方面關心的問題,使兩岸關係得以改善和發展。

當然,無論如何說,兩岸關係從二○○四年開始,必將朝良性方向發展。因為莫說歷史、地理、人文和血緣把中國大陸和臺灣緊緊維繫牽連住,斷然無可分割,僅看愈來愈緊密的經濟依存度,就篤定兩岸密不可分,手足相依,注定臺灣不可能脫離大陸而獨立。連戰先生開誠佈公地說,假若泛藍組合在二○○四年大選獲勝,「國民黨將帶給臺灣社會一個清明的政治、效能的政府、活力的經濟、和平的兩岸和公益的社會」。他直述將會實現其競選諾言——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訪問中國大陸,與大陸談判直航事宜,再藉由兩岸之間完全的三通,促成大陸與臺灣進行經濟分工,使兩岸各蒙其利,然後在適當的時間進一步談判其他的政治議題。

說到底,台海兩岸如何漸行漸近,如何走向關係完全正常化,如何實現和平統一,在愈益迫切地考驗著二○○四年「當朝」的兩岸元首及領導人的智慧和勇氣,考驗著他們是否踐行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忠誠和信義。胡錦濤先生於二○○三年五月二八日,在俄京莫斯科做了一次演說,內中提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主張,認為世界各國應該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主張國家不論大小和強弱,都有權平等地參與決定國際事務,應該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

胡錦濤的這一建設性思維富有創見性。我們以為,只要把其中的「國際」和「國家」改為「台海兩岸」,以上列的積極主張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新理念,那麼中共對台的戰略思維和方略設計,便會革故鼎新、與世俱進,「於無聲中聽驚雷」,形成變革性的轉捩,從而促使兩岸結構性的矛盾得以從速化解。人們近年來時常發問「兩岸複談,轉機何在?」我們說,中共有了上述「其言」,而真心誠意地實踐「其行」,兩岸自然有了「複談」之契機,一旦「複談」成功,兩岸就可以通過政治性協商談判,以新思維、新秩序、新定位為方針和「標的」,力爭和氣致祥、相忍為國,真摯地在如何自我定位暨相互定位這一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從而再接再厲,開創兩岸文化、經濟與政治關係新的里程碑,亦即以「零敵意」為前提的民主、祥和、平等、互利及雙贏的嶄新空間。

這樣一種若遂人願的互信互動的良性「遊戲規則」,對於促成兩岸「複談」、「再談」、「深談」,對於促進兩岸自願、自主和自然的達成關係完全正常化極為有利,也是目前實現這一願景的不二法門。一旦台海兩岸「複談」成功,關係正常化即指日可待。具備了關係全面正常化,即為下面期限可長可短的和平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兩岸「確定一統目標,積極維持現狀」,互相「聽其言,觀其行」,「言必信,行必果」,相輔相成,寧靜致遠,再朝向中華大統一的目標邁進!

六、根本出路在民主

「巍巍我中華,悠悠五千年」。說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中華兒女心中充盈著自豪甚或驕傲之情,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和獨到的地方太多了,那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可比擬的。但是說到現代普世價值——政治民主化,中國人大多會羞愧難當,除了臺灣地區有了一人一票的現代選舉機制,香港與澳門的民主選舉也是「不完全的普選」。

在過去的二十世紀,中國爆發了三次「改地換天」的大革命。一為一九一一年國民黨(前身為中國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二為國共合作所進行的北伐戰爭,三為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原以為自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走上共和之路,自然「實行民主真憲,只見公僕不見官」。殊料如前文所述,由於封建皇權專制鑄就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除國父一人光風霽月、澹泊明志,其餘的領袖人物,包括總統、主席、總理、委員長、院長、總裁等等,從思想深處無一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維定勢,他們投身和領導革命的目的,都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一旦奪取了政權後,亦如同《二十四史》上諸王朝一模一樣,新瓶裝舊酒,或曰「穿新鞋走老路」,本體依樣畫葫蘆,只是「領導班子」成員「換了人馬」,原有的政治制度,經過一番量身定做,稍事裁剪後又「基本如此」地繼續下去。

不錯,上列三次重大歷史過程都是革命,甚至是大革命,但革命完成後,這個國家可以全面換制度,也可以只是換人換班子而已。歷史的實踐活生生地給人們宣示:二十世紀中國的這三次革命,充其量是一場場奪權運動,是換「一撥人」掌權的運動,決然不是換制度的運動。為什麼中國在一九一一年已經走向共和,而在國體與政體的實質層面上,始終並未走向共和,而依舊停留在皇權專制時代。原因之一自是上面所述之「帝王思想」綿綿不絕,充溢於前後幾十位「現代帝王」的頭腦中。之二是緣於封建集權主義制度在華夏大地,盛行了近三千年,這種傳統制度是政府權力遠遠重於人民利權,以往改朝換代的革命,都是在這一堅固基礎上爆發的。

如欲在中國實現人民利權重於政府權力,必須從大力批判帝王思想做起,弘揚和昭示——實行民主好處多,根本出路在民主,民主是普世價值,民主是世界潮流,從而喚起民眾,從根本上扭轉權力大於利權的封建傳統。進而喚醒國之決策人:國父所疾呼之「世界潮流」非它,唯「民主政治」四字。誰個妄想讓皇權專制制度「一世而二世、二世而三世,傳之無窮」,無異是緣木求魚、抱殘守缺,令世人傳為笑柄。

說到底,皇權專制制度在人類社會歷史巨輪轉動至今天之際,已全然成為「政治活化石」,壽命已然「指日可待」。若干年之後,人們談起這一制度,自會感到「新奇」,如同我們今天看三拜九叩之滿清朝廷,觀「打砸搶」成風的文化大革命一樣。認為不過是久遠的歷史陳蹟,或是一個荒唐的傳說罷了。所以說,既然人人心中「明如鏡鑒」,為何不順應歷史之浩蕩大潮,將陳腐不堪的舊制度換成新制度,將不新之「新中國」換成「主權在民」的嶄新中國,將不新的「新社會」換成「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心情舒暢」的真正新社會。

辛亥革命把中國人腦後留盤的辮子「革」掉了,但絕大多數人腦中的無形辮子,卻還紮放在靈魂深處,這一組頭腦中的「辮子」,粗的有皇權主義和「帝王思想」等等,細點的有草民思想,清官理想等等。這些個頭腦中的「辮子」還未開始剪除,更粗更長的一大條「洋辮子」又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隔山打將過來。於是中西合璧——列寧主義與皇權主義相結合,幾代中共「核心」一方面繼承了近三千年歷煉的專制主義,一方面全盤接受了列寧的專政主義。

列寧這樣詮釋「專政」二字,「專政的科學要領,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政權」;「我們是一黨專政」,「是領袖專政」;「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專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這樣,封建的專制主義加上列寧的專政主義,終於鍛造鑄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兩專」一黨獨裁制度。
時至今日,這一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危機——社會兩極嚴重分化,貪腐創古今中外之最,官民對立一觸即發。在經濟上,形成「世界工廠」式帶病的泡沫式增長,而不見高質量的環保型的經濟繁榮。在國際上,這種違背人性、違背潮流、違背人權的制度,使國家的尊嚴嚴重喪失,被絕大多數國家視為「異數」,被國際社會所睥睨。於是,本應堂堂正正而笑傲環宇的大中國,於今只能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地過日子。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入木三分地論及:「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麼?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就是爭統一的運動。」他接下來又講:「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統一,但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今日之臺灣,已經從反動的專制政治和落後的官僚經濟,走向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與先進的自由經濟。以衡量第三波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鞏固的各項條件,其主項如「具有較長和較先進的民主經驗」,「經濟發展水準高」,「本土性起因佔優勢的民主轉型」,「和平的、兩願的轉型」等(引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來進行度量,臺灣均應屬於「民主政權已經鞏固」的國家之列。

從一九八六年迄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不論統派、獨派,抑或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維持現狀」派,都將不民主的獨裁專制視為SARS,避之唯恐不及,幾乎沒有幾個人願意去「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正如在大陸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中共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人民群眾心最紅,眼最亮」。進入新世紀,中國人民最紅的是「眼紅」,眼紅民主國家的選民啊!

因為中國民眾近三千年來,從未享受過的「民主、自由、均富」,熱切企盼有一天能夠如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一樣,「一人一票」選舉「總統」。臺灣人民作為中國人民天經地義的一部分,自然也是「眼最亮」,他們決不願意在剛剛過了十幾年無專制獨裁的民主日子,一旦被「統」後,又將處於專制籠罩的陰影中。如果走投無路,毫無因應之策,也只好認命了。如今還遠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而且光明在前,民主在即。所以他們認為「反急統,就是反專制,就是保民主自由」。

筆者近日在臺灣進行了認真的民意考察和詳盡的民主調查,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能夠貼切地反映「民心之所向」:假如目前舉行全民公投,在完全沒有壓力和威脅的情況下,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會同意獨立。但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變得如同美國一樣富強、自由、文明進步,臺灣人會一邊倒地,急不可待地力爭與祖國大陸統一,臺灣的民意代表和領導人會「受民意於渴盼之中」,每天輪番「轟炸」,跑到北京去催促兩岸儘快完全統一。

對於臺灣人民來說,在民主、對等的前提下,兩岸統一自然是心悅誠服,臺灣人民也知道「做一個中華大國民氣吐眉揚」。但對於「好日子」過慣了的臺灣人內心深處而言,統與獨都是中性的,並非生活的第一需求,最為重要的是能夠永遠過著自由、安心和幸福的日子。

臺灣有沒有「鐵桿獨派」?有,這就是為數不多的台獨原教旨主義分子。充其量不過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幾罷了。大多數臺灣人為「維持現狀派」,認為兩岸之間的根本歧義是民主與專制之爭,當前看似滔滔洶洶的統獨之爭,不過是其表像。因此可以斷言,中國完全統一的根本性障礙是獨裁專制制度,次級障礙是「蚍蜉」式的「台獨」分子,其「螳臂」招搖無須慮之過甚。
但從根基而論,兩岸之統一必當恪守「反兩獨促一統」這樣一個大原則,其一獨為「台獨」,自需大力而反,一反到底,發奸伐伏,痛斥其非。其二為「共獨」,為了兩岸最終的和平統一,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使全體中華兒女真真正正「站起來」、「跑起來」,而反掉中共皇權專制的獨裁。沒有了專制獨裁的大中國是何等狀況?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七日,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一文中這樣描摹「民主中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百年暗室,一燈即明」,中國大陸只要實行了政治民主化,那麼好處可謂屈指難數!走向民主,走向共和,這就是人民的呼喚,民族的呼喚,時代的呼喚,世界的呼喚。這一呼喚彙成不可阻遏的大潮,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何去何從,自可明鑒。這是一條完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結語

「千尋鐵索沈江底,紫氣東來滿神州」。在收視了中國大陸央視於癸未仲春時節熱播的、氣撼雲天的電視劇《走向共和》後,為數眾多的國人心中自忖:為國家計,為後代計,中國必須毫不遲疑地從實質上走向共和!在這部史詩巨劇的結尾部分,有一段國父震撼人心的演說,最後的吶喊為「我孫文此生,沒有別的希望,就一個希望,那就是讓共和不僅是一個名詞、一句空話或一個形式。要讓它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為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這擲地有聲之語說得何等精彩感人,何等催人奮進!

我值五十二歲的今天,時逢甲申新春,千言萬語亦彙成一段話語:「本華此生,沒有別的希望,就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民主和統一不僅是兩個名詞、兩句空話或兩個幻想。要讓它們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們成為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成為中國人的現實存在!」

就在筆者《自序》正欲擱筆之際,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天文學家羅傑.湯譜森宣佈,哈勃太空望遠鏡發現了「人們有史以來獲得的最遙遠星系的圖像」,這個新近才被地球上科學家發現的星系所發出的光,要花一百二十億年才能到達圍繞地球軌道運行的太空望遠鏡。換言之,這個星系距離地球為一百二十億光年,也就是說,每秒鐘運行三十萬公里的光,從這個星系「照耀」到我們的地球,需要一百二十億年!所以我們說,宇宙是無限廣大的、恒久運動的物質世界。

說到總星系、銀河系、太陽系,乃至我們人類共同的家園——地球,充其量可稱之為恒河沙數之一粒。然而,今日世界上六十三億地球人,既然生活在這個星體上,就要把地球上的事情辦好;我們十四億中華兒女既然是中國人,就要把祖國建設得繁榮富強,就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改造中國與世界」,就要在可預見的時間裡,增進台海兩岸「和平、和解、合作」的進程,達成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進而完成「一國一制」的統一大業。這就是筆者有生以來的最高的訴求。

中國大陸民主主義先驅李銳先生,在痛悼著名的思想家、自由民主鬥士李慎之先生的詩作《哭慎之》中大呼:「痛感始皇難絕緣,晚年拼命講人權。曾經一語當今勸,思想領軍永向前。」本華願以眾耆宿為楷模,「反專制兮千古誓」,「敢逆潮流培氣骨」,一生一世為祖國、為民族而拼搏。心聲滔滔,彙成文字流,是為序。

楊本華
甲申年立春日 於寒山陋室

作者: 中國 為公黨

中國為公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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