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習主席近平先生的萬言書致習主席近平先生的萬言書

習主席近平先生勳鑒:

近二十餘年以來,我奔波於海峽兩岸,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的推進,同時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公益慈善活動。以我為總召集人的公益組織華藏山社,被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吸納為成員,從而得以將我三十年如一日從事的公益事業不斷推向新的廣度和深度。2015年1月10日,我在臺灣成立並註冊了以踐履孫中山先生學說為宗旨的中國為公黨。此後,本黨積極開展多項活動,彰顯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以“和平是共識,統一是趨勢”為信念,促進兩岸“共商共建共用”的步伐。2017年6月11日,國際洪門中華總會在臺北舉辦了“臺灣各界促進和平統一大會”。作為近十餘年來,全球華人華僑召開的“反獨促統”大會的忠誠參與者,我向這次會議提交了題為《關於一國兩府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論文。文章正是展現了歷史使命感以及作為炎黃子孫的責任擔當。本文毫不動搖地堅持民族大義,毫不含糊地反對“台獨”分裂,旨在避免以往這類論文毫無創見的“假大空套”舊路數,以真實可行的論點論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而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一份綿薄的貢獻。然而,這樣一篇可促使兩岸關係切實向前推進的求真務實之文,在這次大會召開的前夕被審閱文稿的大陸國務院臺灣工作辦公室橫加否決,不允許在“臺灣各界促進和平統一大會”上宣讀,亦不允許收錄入大會文集。本次大會主辦方迫於這一不期而至的壓力,為顧全大局,只好委曲求全,撤下了我的這一論文。對此我深感大惑不解,亦痛感憤懣難平:首先這是臺灣各界促進和平統一大會,大陸之“台辦”應尊重主辦方的“東道主”地位,對其徵集的論文不應蠻加干涉,斷然“指令”撤稿。第二,我的這一篇文章有理、有利、有節,為了兩岸關係求取到能邁開實質性進步的一腳,提出了真真切切的方法。海峽兩岸的關係要想得到切實的解決,邁出具有實質性突破的一步,那就必須守經達權,必須實事求是,堅定不移地從實際出發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正是基於這一認知和原則,我下大功夫來條分縷析,為此次大會撰寫了這樣一篇有份量的論文。遺憾的是台辦方面依然故我,以官僚主義的僵化思維,驟然“下令”給臺灣方面的大會組織者,悍然撤掉我的論文。縱觀這次大會所收到的論文,依然如同近十七年以來“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統大會”所收集的近千篇論文一樣,不痛不癢、無病呻吟、老調重彈,於兩岸關係的突破毫無助益,不能求取到尺寸的進步。

通過這件事情,我萌生了向您呈寫一篇“萬言書”的意願。從我六十六載人生的經歷,尤其是近二十餘年來,上百次游走於海峽兩岸,足跡踏遍了祖國大陸的山山水水,獲取了極為豐富的感性認知,今惟願將這些觀感、心得並體會,整理成文,呈報於您,大約會有“他山之石”的功效,冀望撥冗一閱,不吝賜教。

為國最樂遜志時敏

我的父親名為楊訓偉,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空軍的戰鬥英雄,曾榮膺當時國民政府頒發的“陸海空三軍武功狀”。我從小接受的是“精忠報國”和“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樣一種“愛國如饑渴”的教育。我真摯地熱愛著祖國,不僅因為她是我的父母之邦,更因為自1840年以來,她災難深重,備受東西方列強欺淩。每每回想起這一樁樁、一件件慘烈的“事變”,不但使我悲憤填膺,更讓我深感到雙肩之上有一份不可推卸且必須擔當的千鈞之重的責任。所以在近年來,我常常自言自語大詩人艾青先生的兩句詩:“為什麼我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深愛這片土地”。我還信奉這樣一句話“生逢斯世,乃能者之幸”!的確,我輩若是生長在一百年之後的2117年,全球早已“天下大同”,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自覺地改造自己”,因而並沒有什麼可以忘我奮鬥,可以“當驚世界殊”的事業讓吾儕“擼起袖子大幹”了。而當今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可以大有作為。極目看中華,我的父母之邦每年每天都在變。她在今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可以斷言,就在於我們這一兩代人做了什麼,或者沒做什麼,什麼做得妥帖到位了,什麼還做得乏善可陳。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我多次拜訪過傑出的戲劇家吳祖光先生,他曾親筆書寫過兩幅書法相贈與我,一幅上書“生正逢時”,一幅上書“天下都樂”。我正是深深感悟到“生正逢時”,正可以為中國的全面進步和發展,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多做貢獻,進而達成“天下都樂”的永恆初心。

鉤深致遠開物成務

時光確如白駒過隙,明年就是中國立憲一百一十周年,也是《世界人權宣言》公佈二十周年,同時亦為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二十周年。為什麼在1908年的中國大地展開了立憲運動?為什麼在1998年上述兩個國際檔能“落戶”於中國?這就要從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說開來。自十九世紀中期肇始,一樁樁歷史巨變接踵而來,“落後就要挨打”的滿清王朝積貧積弱,充分暴露了綿延達三千餘年封建專制極權制度的腐朽不堪。風雲際會,神州板蕩,終於揭開了中華社會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風靡一時的洋務運動傾力尋求器物層面的改良,但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北洋水師覆滅的慘敗而告終,徹底顯露了清王朝封建皇權專制制度的腐朽和沒落。於是以要求變法維新的公車上書為發軔,百日維新的戊戌變法因運而生,這是一場觸碰到了極權制度層面的革新。由於當時國中的封建專制主義勢力過於強大,戊戌變法運動被頑固派勢力殘酷扼殺。“武昌槍響皇冠落”,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統治中國達二百六十七年的滿清王朝,埋葬了延續近三千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囿于二十世紀初葉“三座大山”造成的內憂外患之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弱不禁風,曇花一現。獨裁、專制和極權等“中國傳統特色”捲土重來,而且中西糟粕混搭,愈演愈烈。洋務運動“船堅炮利”等等的器物模仿和百日維新制度更新的一連串失敗,促進了中國的“先行者”與“先覺者”痛定思痛,深入到對於深層次文化病根的沉痛檢討和反思,於是熱烈歡迎“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開始飄揚於神州。然而,由於國內戰亂頻仍,尤其“殺我人民,侵我國土”的萬惡日寇十四年侵略中國,致使剛剛興起之各項現代化進程被迫擱置。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天災人禍,動盪不息,致使中國的“民生民權”進步屢屢中斷,甚至一蹶不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正式開始了“改革開放”,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思想解放之方針的指引下,中國逐步擺脫了普遍貧困的絕對極權,凋零不堪的民生得以“休養生息”,民間財富與民眾生活一步步地在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也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破土成長,在一段時間內令人大感寬慰。執政者在進行初步市場化與私有化的經濟領域政革的同時,令人擊節地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步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于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和人權”寫進憲法,隨後又承諾制定並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確實使人為之一振。

值此中共十九大召開在即之際,我在這裡粗略地回首中華百餘年走向共和、走向現代化之歷程,對於其中之歧誤挫折和奮鬥犧牲,愛國的仁人志人自有諸多感喟。回眸昨天,觀察今天,展望明天,吾輩中華兒女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時機,以使中華民族能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半葉邁上現代文明的康莊之路。於“一個中國”的大範疇內達成社會和諧,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在國際上匡扶正義,堅持真理,於人類福祉有所貢獻。今欲實現這一炎黃世胄百餘年夢寐以求的願景,一則取決於新興的公民社會之不倦怠的努力,二則有賴於執政者的遠見卓識,一本中華文化中“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優秀傳統,出以民族公心,出以祖國大義,基於理性、責任、權利的公平之心和正義之念,以客觀公允與平和冷靜的心態,認真而徹底地廓清歷史,嚴肅而全面地分析現實,科學而樂觀地眺望未來。 有鑒於以上認知,我們就要冷靜客觀而不失理智地正本清源,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在獻可替否的基礎上,首先理性地透視與思考,給當今的社會做一個精准定位。

知困行勉冾聞殫見

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華兒女要直面一千條、一萬條的任務。那麼,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也就是首要的一條工作是什麼?這就是要弄清楚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迄今,中國社會處於一種什麼狀態。距今整整二百年前,有位清代著名的愛國主義大學者龔自珍提出了一個“三世劃分說”,亦即將人類文明社會厘清為“治世”、“亂世”和“衰世”。他這樣來解讀“衰世”——“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面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岸畔隳;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公,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這一段論述十分精闢,只是初讀起來不甚好懂,試作古文,今譯大致如下:

今日社會,放眼望去,絕大多數都是平庸窩囊之輩,飽食終日,渾渾噩噩,只樂意吃喝玩樂。從表面上看起來,典章制度齊備,等級秩序嚴密,禮儀規範分明,呈現出穩定模樣。察看十字街頭,到處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官府也以文字和數位告訴民眾,社會繁榮昌盛,前程大好。這樣聽上去和看上去,完全是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明眼人往深處一看,人們的廉恥心、是非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住,甚至丟失殆盡。整個社會從骨子裡喪失了生機與活力,只剩下按照本能求取生存的本事,說到底是“萬馬齊喑究可哀”。朝廷沒有德才兼備的宰相,軍隊缺少能征善戰的將軍,學校稀缺真正的飽學之士,田野裡更少吃大苦、善穡稼的農人,工廠裡尤缺耐大勞、會創造的工人,大街上也極少生意通達的商人,就連“盜亦有道”的小偷和強盜也幾乎沒有。放眼望去,不要說很難找到“積德成善”的真君子,即是是真小人也十分稀罕,因為絕大多數的人“混”字當頭,道德淪喪,物欲橫流,什麼都不是,於是使得社會呈現一團糟,令人痛心疾首。

這就是當年龔自珍的描述的“衰世”。對照彼文,冷靜而客觀地分析幾十年來之域中,不難看出,中國當今的社會狀況亦是處於典型的“衰世”。

一個國家要想由衰世進入“治世”,就必須經過一種類似長江三峽的“激流險灘”,這就是深化體制改革,期間必然經過曲折艱險,經過驚濤駭浪,甚至一個大意疏失,就會翻船。但是一旦不畏懼大困大難,勇於且善於鬥風戰浪,度過這一瓶頸,中國的現代化則高屋建瓴,進入良性發展的坦途,也就是由“衰世”而穩步前行到“治世”乃至“盛世”。“衰世”的根本特徵是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具體說來,中國一段時間以來的主要社會問題突出表現在下述六個方面:

貪吏滑胥鴻都買

  1. 第一是貧富差距劇烈擴大。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PPS)撰寫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一段時間以來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日趨深重。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已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0.3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0.49,極大地超出0.4的警戒線。估算結果顯示,中國家庭財產基尼係數由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而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僅占1%左右。除了收入與財產上的愈來愈不平等之外,全國各地不同人群在受教育機會、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異也極為明顯,早已導致“弱勢群體”的怨聲載道。尤其在醫療保障上,本應起到減小收入差距作用的社保體系反而起到逆向調節的作用。北京大學教授李建新的研究表明,健康狀況更差的個體往往更加缺乏醫療保障資源,面臨更大的就醫壓力。高收入的人群反而享有更多的醫療補貼和醫療特權。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也存在巨大的健康和醫療方面的嚴重不平等。這些個缺乏公平與正義的現象,迄今為止,不縮反漲,日益顯現擴大之趨向,如果聽之任之,必定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
  2. 二是當前中國的官僚特權問題已達到歷史的極值,可以說已經發展到極為嚴峻的臨界點。中共十八大以來至今五年的時間裡,以您為核心的執政團隊下大力氣打虎拍蠅,懲治了數以千計的貪官污吏。無奈近三十幾年的養“虎”貽患,時至今日,中國社會早已形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幾乎是“無官不貪”,“無吏不汙”。馬克思曾有過大意是“同體的監督和制約是蒼白無力的”之話語,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同體監督”使得權力難以得到約束,幾乎沒有權利去制約權力,從而使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現今的官僚特權作威作福現象之嚴重,令憂國憂民者瞠目結舌,有人說“如今當官的有權的,尤其是千萬個地方和部門的一把手,為所欲為,奢靡揮霍,縱情享樂,早就繞回到了舊時的官場”。舊時官場的封疆大吏是“出則輿馬”,“入則高堂”。如今的各級衙門的官員已是“出則寶馬”,“入則華廈”。晚清那幾部譴責小說所描寫和抨擊的官僚特權之犬馬聲色、紙醉金迷跟如今官員頤指氣使的無窮享樂相比,無異於小巫見大巫。今天在中國“當官做老爺”所享受的特權和明裡暗裡不受節制的“快活”,在古今中外是無所匹敵的。有人說,許許多多官吏們剝下畫皮,還是晚清官吏那副嘴臉,官場還是燈紅酒綠的官場,好像“辛亥革命”等種種革命革了一百餘年,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同光”年間。老百姓對此一清二楚,大多見怪早已不怪,只是裝聾作啞而已!民心之向背,是一個政權的基石,在這一點上,共產黨人自然懂得個中道理,然而,積大重而實難返。全國近七百個地級市,近三千個縣,幾萬個鄉鎮的“四套班子”,幾百萬“公僕”屁股底下不知坐了多少頭“牛”,衙門愈大,“公車”愈多。不但官官有車,有車之後又要講求品牌。拼罷小臥車的品牌後,近二十年以來,各級衙門的辦公場所又進行大比拼。如今每到一地,最奢侈豪華的大樓便是當地的黨政衙門。近若干年以來,各級官員的日子可謂“如魚得水”,不僅“上一呼而下百諾”,而且隨心所欲,食前方丈,鋪張揚厲,享盡榮華富貴。可以斷言,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今天中國有實權的官員過得愜意瀟灑了。這種貪賄必得之狀況的實質是愈來愈固化,越來越嚴重。這種窮奢極欲的官僚生態如何扭轉和杜絕,唯一的辦法是馬克思所說的:立即變委任制為選舉制,解放思想,放開手腳讓老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各級大官小吏,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此外就是以壯士斷腕之橫心,開放報禁、刊禁、書禁,讓民眾的億萬雙眼睛隨地隨時監管各級官員,不用很長時間,必定風清弊絕,政通人和,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官僚特權之禍患自當灰飛煙滅。
  3. 三是道德與信仰嚴重坍塌和衰亡。自1966年文革為始,十年動亂,在無主義政府的主導下,無政府主義盛行於全國,深入到國人的靈魂深處。改革開放以後,拜金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又大行其道,導致人心迷散,貌合神離,整個社會在人的意義上不斷下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整個社會賴以運轉的就是利益,粘合人際關係的就是一個“錢”字。毫不誇張地說,時至今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依賴錢來維繫。不同階級的人追逐大小多少不同的利益,按照趨利的本能而活著混著。如今,道德的淪喪有目共睹,信仰的真空人人洞悉。當今這個社會之所以進入衰世,不光是當權者和土豪劣紳等既得大利益者要為此負責,廣大的弱勢群體和“良民”也同樣要為此負責。長此以往,才導致我們的社會未能從“文革”的亂世,撥亂反正進入“治世”或“盛世”,而是陷入人人心知肚明的“衰世”,陷入千萬個惡人、無恥者的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廢墟重建一個光風霽月的全新社會,任重道遠,步履艱難。如果因此艱苦卓絕而止步不前,那麼我們註定無法走出“衰世”的迷局,只能淪陷於虛假的瞞和騙的陷阱中苟且偷安。那麼如此這般拖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目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預知。唐代袁天罡的《推背圖》也好,明代劉伯溫的《燒餅歌》也罷,當代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也好,無一能為我們指點迷津。只知保官、買官和求升官的官僚胥吏們倒是明白一個道理:如今擺平就是水準,搞定就是穩定,沒事就是本事。除此之外,他們就是貪賄無藝,驕奢淫逸,以致令親者痛而仇者快。
  4. 第四,衰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全民普遍萌生的腐敗心態,腐爛的大面積擴散,以致制度性腐敗主導一切,到處充斥了假話、套話、大話和空話。很多官員抱怨:“我所聽到的資訊是已被過濾的、想聽到真話,想看到實情,實在是難於上青天”。官員們之所以很難“聽到真話”。各級黨政機關實行“一元化領導”,所掌握的是大體上沒有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大到能夠決定所轄子民和下屬職員的去留得失,那麼平頭百姓或者下屬的“卑職”們作為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就必須選擇那些牟求個體最大利益的方式,向這些個“領導”們彙報和訴說。如今的官員們早就習慣和喜歡這種子民和下屬們拍馬溜須、曲意奉迎的氛圍,將權力毫無制約的效應當做是和諧並自身能力反映。因此說,今後能不能竭盡全力,做到實事求是的真實回歸,義無反顧地努力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決定中國由衰世最終進入盛世的關鍵一環。
  5. 第五個方面是政通能力持續下降,政令難以通暢下達,中共中央許多好的政策和律令無法得到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很多利國利民的政策到了基層已經層層縮水。基層官員對於上面的正確指令經常頂著不辦,有意抵制和拖延。在這一弊端上,前不久湧現出一位代表人物,他就是山西太原古交市某交通運輸部門的一名幹部,他曾在一段視頻上這樣大喊大叫:“國家規定就是狗屁,我就不執行”,“我是搞法律出身的,我就不講法!”網友們戲稱這個幹部是“實話實說的官員”。時至今日,萬萬不可諱醫忌醫了。全國幹部隊伍中大小官吏的毛病、缺陷甚至等種種弊病目前早已凸顯殆盡,以致當前中央若干方針、政令和舉措,時常受到人為阻力和腐朽習慣意識的干擾與危害。老百姓們冷眼看官場,自己制定出了中國新型“好官”準則:只養二奶情人,而不與糟糠之妻離婚,就是老婆心中的好官;只在外邊吃喝嫖賭,而確無私生子,這是兒女心中的好官;雖然貪污受賄,但搞出不少政績,這是民眾心中的好官;雖然又貪又腐,但“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確實給行賄者辦了事,這是大大小小老闆們心中的好官;雖然日進鬥金,大肆貪腐,但不吃獨食,知道孝敬上級官員,這是領導心中的好官。所以全國近千萬所謂公務員的“當選”或者叫任命、委派等當官的方式方法,必須列入深化改革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任務。中國古代的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以及科舉制都有個章法,而我們看到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幹部官員的任用,不知章法何在,不知用的是什麼方法,總之是一本糊塗賬,所謂當選,當選,當了再選的痼疾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6. 第六個方面是近若干年以來,中國人的脾氣越來越壞,小民大眾的戾氣愈來愈重。這裡我們就不展開論述了,只看互聯網上不斷出現校園暴力的視頻畫面,有人還以為是地方黑惡勢力滲透進來的惡果,實際上這些個令人髮指的殘暴行動均出自未成年人,而且是對自己的同學痛下殺手。這些個在中國歷史上都罕見的民間戾氣從何而來?這就是恕道的丟失,上行下效,上有濫用職權者,下就有民眾“審貪疲勞”,以致於怨氣和怒氣長期累積,遂逐漸形成了彌漫於社會的戾氣,並且日漸失去節制和方向。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公平與正義的不斷缺失。冤假錯案雖則在文革之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反,但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還有大量的此類案件並未平反昭雪,這也是造成了不少人脾氣越來越壞的因緣之一。以始於1957年的“反右”為例,五十多萬“右派”中有多少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至今殘存者大約不足萬人。他們有的孤苦一人,有的度日如年,思之令人仰天長嘯!1980年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給予錯劃右派者補發工資的通知,然而三十七年過去,至今一直未曾落到實處。這些行將就木的老人們“是為至盼”的是,徹底平凡“右派”奇冤,發還被扣工資,並給予合情合理之補償。以今日中國之經濟實力,給他們每人幾十萬元的補償,於中央政府來講,不過耗費九牛一毛而已,而這一善舉將感動與他們有牽連的上億民眾之心,何樂而不為!所有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員,大多是所謂的“走資派”,他們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已全部徹底平反,凡是被扣發了工資的,最終一一補發了工資。而除此之外,在建國後歷次“暴風驟雨”中慘遭冤案者,今天也理應得到適當補償。而《國家賠償法》頒佈實施以來,對於很多冤假錯案給予了賠償,但並不涉及該法頒佈前半個多世紀以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的賠償。我們以為,該法的賠償期應向後挪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日,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拿出這部分賠償款算不得什麼,然而爭取和贏得的人心,不是千百億有形數字能夠得來的。消除國人眼見增多的戾氣,也必須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日久則和氣升,戾氣息。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由大體上消除到日漸顯性發展,以致又呈現出明顯的尖銳矛盾。我們看到一段時間以來,階級鬥爭在當代社會中的表現形態和重要性,相對於與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已不可同日而語。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與幾個勞動階級的鬥爭雖然日漸凸顯,但卻已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主要體現為利益之爭,也就是利多利少、利巨利微之爭。而且鬥爭並非當今階級之間的唯一主題,有鬥爭更有合作,弱勢階級很少被無限壓榨和奴役,而是大致可保有生存底線,甚至還有所盼頭,於是階級矛盾和鬥爭是一種緩和式的博弈。當今中國,如果拒不承認資本主義諸多因素,無疑是掩耳盜鈴;如果視而不見社會主義的因素,同樣是一葉障目。近三十年多以來,中國已非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走之路,也非原教旨的社會主義道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非單純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社資兼備的混合主義。這原本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但是其中奉行的社會主義多了一些封建主義因素,而其中的資本主義又多了一些庸腐主義的東西,久而久之的混搭,使得中國從文革的“亂世”而轉型到了“衰世”。

如何走出“衰世”,進而一舉走向“盛世”?戰國時期的《尹文子》就這一問題有所論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這裡“道”是“事物普遍的發展規律”,以及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等意識形態體系。“術”是權術或手段與方法。“勢”是源於政治地位所迸發的權力和氣勢。《韓非子》一書中的《難勢》篇說:“抱法處勢則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在這裡把法、勢、術融為一體,形成了以“法”為中心,以“勢”與“術”為保障的一種治國理政的理念與舉措。與這一觀念同步,儒家推出“王道與霸道”的執政之方式方法,什麼叫“王道”?這就是以仁義治天下,實施“禮治、德治”。宣導“五典”、“九德”、“九思”和“四端”,奉行“忠恕”、“恭寬信敏惠”和“中庸”之道,講求“修齊治平,止於至善”。而所謂“霸道”,亦即國君憑藉大權,施行高壓或鐵腕統治。儒家認為,權勢凝固成的“霸道”並不可取,而“天子”推行“王道”,也就是以人為本的仁政,才能籠絡並重拾人心,才能長治,才能久安。

據“王道”提出兩千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人類社會有先覺者又推出“聰明實力”學說,進而又提出“軟實力”學說,其內涵與中國儒家的“王道”理念驚人地相似。我們今天要下定決心,大踏步地走出“衰世”,向著“盛世”,振奮精神,不懈進擊,就要以“王道”為治國理政的理念,也就是千方百計地增進“聰明實力”,毫不猶疑地增強“軟實力”。

兼權熟計守經達權

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條鐵律便是“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所以從兩三千年前迄今,國人信奉的是摩尼教式黑白二分法。以為世界善與惡這兩軍決戰的一個大原則就是好就是絕對的好,壞便絕對的壞。其實辯證唯物論早已昭示人們,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好的一面,自然有壞的一面,這一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絕大多數成員皆為仁人志士,其基本綱領大同小異,大體上都認知並奉行“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國民黨執政全中國後,日漸“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貪圖剝削之病已深”。他們自己曾反思和檢討為何一敗再敗,大致上是“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明,雖有大軍,無從取勝。”他們認為“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就可以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党奮鬥之成功,將系乎此!”說到底,國民黨從辛亥革命之後,總體上是懵懵懂懂,一直搞不清楚自己執政以來,中國為何在“亂世”中徘徊不前,乃至敗退到臺灣以來,至今還兩次丟失掉執政權。說到這其中根本原因,乃是國民黨於“三民主義”一民也沒搞好,終至為人民所拋棄,以致今日一蹶不振,行將就木矣!再說到今日中國為何踟躇於“衰世”而難以奔向“大有”社會之“盛世”?究其原因,還是“凡以三大主義”在執政實踐中有所缺失,有所疏漏。中國自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抗擊萬惡的日寇完勝,廢除了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新中國真正完成了民族主義大業,中華人民站起來了,完完全全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民生主義這一關乎中國人民生存福祉的領域中,新中國風雨前行,中國的經濟總量於2005年已達全球的5%,十年後的2015年,這一比重超過12%,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然能夠在經濟總量10萬億美元的基數上,保持7%左右的增速。中國執政黨在十八大之後于民生這一問題上下更大的氣力尋求發展,通過致力於現代化增長的消費、科技、高端製造和服務業,推動其經濟增長的奇跡有機轉型。中共在提高和發展民生這一大業上始終不渝地向著既定的目標奮力負重爬坡,開展了有口皆碑的精准扶貧,解決將近一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生活難題,想方設法紓解民生領域發展不足的問題。當年擔心因“一窮二白”被開除“球籍”的中國,今天終於揚眉吐氣地成長為地球村中舉足輕重的成員。因此上人們可以豪氣干雲地說,在新中國六十八周年華誕之際,中國的民生主義不停頓地長足進展,已經是計日程功了。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而遺憾地長久看到,在民權主義這一重要領域,近六十八年來始終裹足不前,有時甚至是進一步,退兩步,其導致的負面後果,自然是顯而易見的。民眾於民權上,幾乎沒有任何權利,以致沒有權利去制約和監管權利,無法將權力切實“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以致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完全喪失理想信念,毫無黨性原則和宗旨意識,私欲膨脹,膽大妄為,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並涉嫌違法犯罪,性質和情節及其惡劣,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破壞了相關地方和單位的政治生態,社會影響極壞”。《中國新聞週刊》上有一篇題為《全民“審貪疲勞”時,制度該出場了》的文章,文中講:“有種說法很俗,但相當形象:現在的反腐,就如同蹲在茅房裡打蒼蠅,打來打去怎麼也打不完。解決之道只能是把茅房給拆了,才可能杜絕蒼蠅的出現。這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而是推倒重建的問題,整個被貪腐浸潤腐蝕的官場文化非得夷為平地,重頭做起不可。這個拆解重建的過程,比打蒼蠅打老虎要艱難得多”。腐敗已經腐蝕了官場林林總總的大小根系,打虎拍蠅顯然只是治表的權宜之計,唯有以制度建設治本,才能讓反腐長久生效,這早已是全社會的主流共識,其實人人心知肚明。顯然“明眼人”無一不知曉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那麼後面就是三句話:能不能解決,敢不敢解決,願不願解決。

借箸代籌解弦更張

凡是具備一定文化水準的人都知道,政治民主化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兩百多年以來的歷史實踐本無可辯駁地證明,近現代延續發展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合理且最文明的政治制度。中國歷史的步伐在艱難竭蹶中走到今天,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狀應該說是令人滿意的。如果能夠大力踐行民權主義,我們就會順理成章地一步步走進“盛世”,反之則要繼續被“鬼打牆”昏頭昏腦地置於“衰世”而止步不前。今後怎樣才能“實行民主好處多?”怎樣才能“只見公僕不見官?”答案說穿了十分明確:以敬畏之心和謙卑之意全力踐履民權主義,也就是真正解放思想,切實開動腦筋,思考如何運用民主的方法,而且還必須不是西方民主的方法,來化解中國社會的矛盾,進而鞏固民族主義,使民生主義能夠勵精圖治繼續保持並提振活力與後勁,能夠可持續地又好又快地發展。我記得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過這樣的話語:“在不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黨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權力制約的架構,找到有效保證人民能夠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具體形式”。這一政治形式就叫作民主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先生曾傾其心力探索“不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民主化方案”,殫精竭慮地寫下《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文中破天荒地提出並展開民主社會主義的論述。這篇發聾振聵的論文一經面世,立即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國內理論界與知識界的廣泛認同,有識之士甚至認為,這一論點應延發為“中國第二次真理標準大討論”。這一論述反復強調,中國未來必須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堅持正統的科學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其主要特徵如下:一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只有進行到這一步,才能求得生產力切實有效地高度發展,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極大充實和人民群眾生活的共同富裕。二是堅定不移地實行多種所有制的平等共存,以穩妥的經濟手段調節公民的收入和分配,逐漸做到勞動者的集體所有制佔優勢。三是高度的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和社會法治化。政體上應用代議制,同時建立健全一絲不苟的監督機制。四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神聖原則不可無視或丟棄。為此必須做到:保障文明社會所給予公民的一切自由,從根子上廢除封建等級制度和特權,實現公民在謀求利益和自身發展上的機會均等。建立健全充分體現博愛精神的人道主義準則以及平等原則的社會福利制度。

民主社會主義宣導的黨內民主原則大致規約為五條。一是確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為民主制,而並非民主集中制。第二規定黨代表大會是党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全黨權力的執行機關。第三條是黨的各級委員會全部由黨內民主選舉產生。第四條是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與常任制。最後一條明確指出黨的紀律為全黨服從黨代表大會,而且明確“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派別要公開化,黨內多元聲音完全符合現代政黨政治。民主社會主義的全部特徵與原則體現了“四個堅持”,一是堅持了正統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二是堅持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三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四是堅持了和平漸進式的社會改革方向,具有鮮明的中國民權特色,適合中國當前複雜的特殊國情,是當今中國最現實和最可行的民主改革方案,是實現民權主義目標的捷徑和最佳選擇。

共治人和權利為責

作為中國真正開啟民生主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其實一直在關注並籌畫中國民權主義的進程。1987年4月16日,他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我同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是直接選舉”。今天,距離小平先生所講的這一段話語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也就剩下二十年的時間了。雖然說這個節點還遠未到來,但是按照一段時間以來的情勢,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一頂層設計完全具備了啟碇的條件,包括一定程度的普選,亦可適當鋪開。如是,您將是中國民權主義的總設計師,時代留下的歷史碩果可在你的特立獨行運籌帷幄之下,開花結果,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在中國歷史的畫卷之上,留下與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歷史巨人可比肩的濃墨重彩之偉績奇功。這種歷史之不朽功勳千古難尋,抓住了、實踐了、推進了、成功了,就是彪炳史冊的一代偉人,千古流芳!因為這一巨舉,使中國和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直到完全強起來。這三部曲就構成了實現中國夢的節節鏈條,最終在中國人民的頑強拼搏下,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知難行易五世其昌

一個以國家抑或一個民族,回答好時代命題才能開創嶄新的歷史。今日之中國,正攀行在“珠峰”登頂前那段最為艱難險峻的陡坡峭壁,讓全面現代化與全國人民全方位結合,在保持硬實力中高速增長的同時,必須時刻繃緊傾力增進軟實力這根弦,要切實明晰“民權主義是個綱,綱舉目張”。這一信念的風帆一定要高揚,一定要咬緊牙關落在實處。新舊發展動力的轉換必然帶來顛簸,利益結構的調整難免矛盾重重,中國作為全世界唯一完整存在的文明古國,在飽經滄桑後早已贏得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格,今天尤須強化“百尺竿頭,更進百尺”的信念,立志成長為全球民族之林的參天巨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歷史反復證明,中華兒女有充分的能力戰勝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國外有識之士多次說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前途感到悲觀的”,因為炎黃子孫必定會以百折不撓的勇氣、堅如磐石的信念,向著孫中山先生當年憧憬的把中國“建成世界上一等一強國”這一目標,以幾代人實幹的韌勁來實現。

一位愛國主義者的“初心”是什麼?是孔子“居之不倦。行之以忠”的為政之道;是包公“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為人之路。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您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卓有成效的領導下,各方面的工作均取得新的成績。同時面臨的挑戰依然是發展不足,所以必須遵循“凡事有利於中國人民福祉之事,就一干到底;凡是不利於中國人民福祉之事,就一刻不耽誤地痛改”。人民大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指數是衡量改革發展成效的尺規。為了讓中國從硬軟兩方面實力整體強起來,一舉從“衰世”快步進擊到“治世”直至“盛世”,執政黨應該儘快部署實施民主社會主義,這就需要“亂雲飛渡仍從容”這樣一種戰略定力,以“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決心、信心和耐心,完成對於民族的使命擔當。這就是真正愛國者的中國精神和中國立場。

臺灣絕大多數的同胞心底十分明晰“台獨”是夢囈,當然決不會成功。他們從心底願與大陸人民共用發展機遇、共傳文化血脈,共築海峽兩岸命運共同體。一旦信念與利益匯合點契合並成熟,兩岸的統一大業水到而渠成,世上無人能夠螳臂擋車。臺灣絕大多數同胞自然願意己身是一名“中華大國民”,只待天時地利通達,祖國完成統一的那一天必然為時不遠。

在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匆匆給您奉上這篇“萬言書”,僅供參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您為核心的中共十九大中央,一定能夠無愧今天的重任擔當,不負明天宏大理想,遵循歷史所啟示的偉大真理,億眾一心,風雨無阻,和合迅跑,守正出奇,為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構築起不朽的基址!

書不盡言諸希珍重

順祝
近祺

(臺灣)中國為公黨主席楊本華
2017年9月9日

作者: 中國 為公黨

中國為公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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